[柔术爱好者文章迁移] 夏菊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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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菊花就像毛泽东巨笔下赞美的“战地黄花”一样。不过，她的“战地”，是在酷似战场的杂技舞台上。一个从小随父亲沿街乞讨的穷苦孩子，是如何成为蜚声世界的艺术家的？《夏菊花传》将饱含深情，向读者展开她60多年起伏跌宕、多姿多彩的人生画卷。
她本不姓夏
夏菊花肯定姓夏么？不是的。
夏菊花本姓徐，祖辈世世代代生活在安徽省潜山境内。潜山县有三宝——闻名天下的天柱山；潜山籍的著名作家张恨水；杂技艺术家夏菊花。
回忆起夏菊花的童年，潜山无人不为之悲叹，因为，她人生的最初步履走得实在是太艰难了。
潜山县有一个名叫双峰柳岭街的小镇，小镇不远处散落着一间间破败的低矮土屋，这便是菊花家的祖屋。菊花的曾祖父徐继康是独子，打了大半辈子光棍，一直熬到30多岁，才娶了个穷家女成了亲。第二年，徐继康的妻子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徐又财。
徐继康有了儿子，更加拼命地干活，为了养活妻子与儿子，终于积劳成疾，在徐又财还不到3岁的那一年，他便一病不起，没几天就咽了气。从此，只剩下孤儿寡母，生活无着，其艰难可想而知。此时，徐继康的姐妹伸出了援助之手，主动承担了抚养徐又财的重任。
徐又财在姑母的疼爱下渐渐长大成人，在他20多岁的时候，姑母为他娶了一位胡姓的妻子。胡氏过门以后为徐又财生了两女一男，不幸两个女儿都先后夭折，只活下一个男孩，夫妻俩给男孩取名叫徐造钱——小名徐造生，这，便是菊花的生父。
徐造钱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徐又财听说浙江省长兴大山里砍柴烧木炭能赚钱，便带着儿子徐造钱去了那里。
父子俩在前往长兴县的路上，在路过一个名叫洗脸卡的木桥时，徐又财竟不慎掉入山泉奔涌的水流中，儿子想拉父亲一把，结果也落入到了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姓吴的木匠路过此处，见状立即奋力抢救，徐又财父子方才转危为安。从此，徐又财父子对吴木匠感激不尽，把他当成救命恩人，并且在吴木匠的指点下打柴烧炭，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父子俩在离洗脸卡不远的山洼里搭了一间草屋住了下来，天天上山砍柴，然后将木柴用小推车推到镇上去卖，生活虽然艰苦，但每年还可以积攒一点钱补贴一贫如洗的安徽老家。
那位姓吴的木匠也是当地的穷户，膝下生有三女一男。吴木匠上山砍柴，做点木匠活儿，吴妻则在家中打些草鞋与丈夫共同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935年，吴家大女儿吴巧云16岁了，父母在议论大女儿婚事时，不约而同地相中了忠厚勤劳的徐家独子徐造钱，于是，徐吴两家联了姻。徐造钱与吴巧云结成了患难夫妻。第三年的农历九月，一名女婴呱呱坠地，当了外婆的吴妻见外孙女是秋天生的，就乐呵呵地给她取名叫菊花。
小菊花的诞生，给吴家带来了欢乐，也给徐又财父子带来了安定的生活。
父亲徐造钱到姓夏的马戏班做苦力小菊花不到3岁时，由爷爷和父母带着，冒着风霜经过长途跋涉，由浙江长兴县回到了安徽潜山县老家。从此以后，小菊花又成了祖母胡氏心里的宝贝疙瘩和精神寄托。
可是，一个穷家突然增加了4口人，本来就揭不开锅的屋里更是雪上加霜。无奈之下，祖父徐又财只在家里呆了3天，又独自一人到浙江的老地方砍柴去了，这一去便杳无音信，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徐造钱担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小菊花毕竟还是个孩子，她哪能为家里分担什么呢？她整天与一帮穷娃儿们玩耍，倒练出了一副刚柔相济的性格。可能命中注定，她的一生将与杂耍结下不解之缘。你看她，常常像小男孩一样，一会儿爬高上梯捉迷藏，一会儿下到塘里掏鳝鱼，一会儿跑到田里捉蜻蜓……从小她就显露出了小男孩般的性格。
1941年深秋，一件更加意外的事，给这个已经贫病交加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打击。那是在外面做长工的徐造钱刚刚回到家中的第三天。
一片漆黑，一片谧静。突然，村里的几条狗同时狂叫起来。熟睡中的徐造钱夫妇从睡梦里惊醒，妻子吴巧云披起衣服从门缝里向外望去，她突然紧张起来，转身告诉徐造钱：“造钱，不好了！抓壮丁的来了！”
徐造钱从床上弹了起来，问：“不是说抓壮丁不抓独子吗？”
“唉，这年头，国民党已经急了眼，管你独子不独子，见了壮劳力就抓。”吴巧云说，“你还是快躲躲这个风头吧！”
徐造钱赶忙穿衣：“唉！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又是日本兵，又是国民党，哪有穷人安身的地方呢？”吴巧云说：“那也不能等着被抓去当炮灰呀。”
“对了，我去找新四军。”徐造钱突然说，“我在外面混了些日子，听人说，新四军是我们穷人的军队。”
“好，好，先躲过这一关再说。”吴巧云推着丈夫走出了后门。
去找新四军！——可新四军在哪里呢？目不识丁的徐造钱找了几天几夜都没找到新四军的影子，他身无分文，疲惫不堪，只好一路乞讨充饥。
一天，徐造钱走到一个小集镇上，他看见路旁搭着一个演马戏的棚子，棚子旁边还拴着一匹小瘦马。又累又饿的徐造钱突然灵机一动，他走上前去对正在喂马的中年人探询道：“老板，我来帮你喂马，行不？”这位中年人说：“你会喂马？”徐造钱说：“喂马有什么难的？我保证把你这匹马喂得膘肥体壮，我有的是力气，我还可以帮你做杂活、脏活、重活。”这位中年人打量了徐造钱一番，问道：“你要多少钱一个月？”徐造钱说：“我……我不要钱，只要老板能给我一口饭吃就可以了。”
这种省钱的杂工到哪儿找去？这位中年人没多考虑就拍板说：“行行行，那你就留下来吧。喂马养马，看事做事，马戏班穷是穷点儿，可不会让你再讨饭要饭了。”就这样，徐造钱进了这个姓夏的马戏班。
在小菊花被马术吸引的那一刻，她的命运被确定下来了徐造钱跟着夏家马戏班子过着流浪艺人漂泊江湖的日子，脏活累活他抢着干，为人勤快，也从不多言多语，夏家班子的人都很喜欢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这个马戏班的班主姓夏，名叫夏群。由于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都没留住，算命先生告诉他，只要能收一个养女做“押子”，或许就会改变夏家无后的状况。可到哪里去找一个养女做“押子”呢？徐造钱得知了这一情况后动开了脑子。他一是思女心切，二是把小菊花带在身边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父女二人也有个照应。于是，他主动跟老板说：“夏老板，我有个女儿，我想把她带到杂耍班来，不晓得你看不看得中？”夏群夫妇闻之甚喜，他俩向徐造钱简单地问了问情况后就爽快地应允下来，并希望尽快见见这个女孩。
3个月后，夏家班子跑码头来到潜山县柳岭镇演出，此小镇离徐家只有几里地，于是，徐造钱请假回到了家中。
一进家门，患大脖子病的老母亲躺在床上呻吟，妻子巧云正在煮野菜让全家人充饥，骨瘦如柴的小菊花可怜兮兮地站立一旁呆望着。
徐造钱见到此情景好不心酸！他掏出从夏家班子带回的几个馒头，算是让全家人吃了一个正餐。然后，他简单地向母亲和妻子说了说自己在班子里打杂工的情况后，便领着小菊花离开了家门。
父女俩边说边走，不一会儿就到了演出的地方——一个用白布围着的棚圈，棚圈外面还有一道网子围着，来看演出的人们排成了一条长龙鱼贯而入。徐造钱牵着女儿的手随着人流进了棚圈。棚圈内，演出已经开始，小菊花看见一个女艺人在马背上做出各种惊险的动作，她一会儿骑在马的脖子上，一会儿翻悬在马肚下面，观众们为艺人鼓掌，小菊花也高兴地拍起了小手。此时，在一旁审视良久的夏群夫妇走了过来，他们笑着向徐造钱耳语了几句，表示出非常满意的神态。也许就是在这一瞬间——在小菊花被马术吸引的那一刻，小菊花一生的命运被确定下来了。
回家的路上，徐造钱问女儿：“马戏好看吗？”小菊花回答：“好看。”父亲又问：“你喜欢马戏吗？”小菊花想都没想便说：“太喜欢了。”
“那你也下个腰看看。”父亲的问话让菊花愣了半天，她不懂什么叫下腰。于是徐造钱扶着女儿的手臂教她，小菊花仰头后倒，头部和手掌很快落了地，徐造钱看着，他惊喜地笑了，心里暗暗说：“没想到，这丫头还真是一块演马戏的料呀！”
回家以后，徐造钱向妻子和母亲说了真情，她俩都哭了，徐造钱只有哄着她们说：“先带着菊花去一段时间，要不去，在家里不也是活活等死吗？”祖母听后不说话了，巧云无奈地只好让菊花跟着徐造钱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菊花至今回忆起这段5岁时的往事时，感情仍然非常激动，她还记得在村头送别的母亲上身穿着阴蓝士林衣服，下身穿着黑裤子……
就这样改姓夏
班主夏群对徐造钱说：“有些事你大概也都知道了，算命先生要我们找个孩子当‘押子’，说有了‘押子’，往后再生崽就不会夭折了，这个‘押子’就是菊花了！”徐造钱听后，半天没说一句话，他只是低着头，有些不知所措。
“我知道，你有点舍不得。”夏群又说，“但是，给我们家当‘押子’，总比穷死、饿死强，你说是吧？”班主的一句话点到了徐造钱的筋上，徐造钱忙说：“是，是。”
“不过，有个条件得说清楚。”夏群的妻子郑秀英说，“既然你同意她当我们的‘押子’，那就得改姓改名，从此以后，不能再叫你爸爸。”
“这……”徐造钱急得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就这样吧。”夏群说，“你们家这么穷，哪还养得起女儿呢？到了我们夏家，也是为孩子找了一条生路嘛。你们再好好想想，好好地为这个孩子的将来想想吧。”
徐造钱想了三天三夜，想得睡不着觉，想得流眼泪，想得心里快流血了。他别无办法，只有对着熟睡的菊花默默说：“女儿呀，你不要怪父亲狠心，爸爸只希望你好……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三天以后，徐造钱回复了夏家班主，同意菊花给夏家当“押子”，同意从今以后他与菊花不以父女相称，同意改姓夏，但留住菊花这个名字，以纪念给她取名的浙江外婆。
夏群夫妇点头答应了，菊花从此改姓了夏，与生她养她的徐家断绝了来往。但是，亲情血脉就真的从此一刀两断了吗？其中的痛苦，其中的思念，这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生缺憾伴随了夏菊花的一生！刚满5岁的菊花从徐家到了夏家，表面上看，她似乎暂时逃避了在老家饿死的厄运，然而实际上，她是从一个贫穷的家庭进入到了一个更艰难、更危险的环境。给人当“押子”，失去了骨肉亲情。养父母最终是希望通过“押子”引出夏家嫡亲的后人来，因此，菊花在夏家班子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再则，今天被誉为杂技艺术家的马戏艺人，在旧中国居无定所，社会地位低下。作为马戏班主的养女，命中注定她的未来得用自己的身体去冒种种危险，以此创造所谓“巧、险、绝”技能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夏家一家人都是演马戏的，夏群夫妇一边当班主，一边也演出，也算是技艺不错的杂耍艺人。夏群的母亲人称夏寡妇，她年轻的时候便是江苏一带颇有名气的马戏演员，其夫去南洋不归后，她便嫁给了江湖艺人董政魁，从此夏寡妇变成了董奶奶。董氏老两口长期跟随夏群夫妇，协助掌管夏家班子的杂务。
夏家班子与旧中国的许多马戏班子一样，为了生存，他们常年累月跑江湖、闯码头，疲于奔命。在穷人面前，班主是老板，在富人眼中，他们是被人瞧不起的卖艺人，而且常常受到地痞流氓的欺负。所以，每场演出都是提心吊胆的。
亲爹只能叫“叔叔”
就在菊花到夏家那一年的冬天，夏家班子在江西一个小镇演出的遭遇，在小菊花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可怕的印记。
那天中午，马戏演出刚刚开始，菊花的生父徐造钱在棚外向看客要钱，突然来了几个汉子，他们横着膀子要进棚看马戏，徐造钱照例上前向他们要钱，为首的一个大块头男人凶狠地说：“老子们进戏院看大戏都不给钱，看看你们这些撂地摊、耍把戏的破玩艺儿，你还敢找老子们要钱？”说着，那群恶棍不分青红皂白，七手八脚把徐造钱打得鼻青脸肿。小菊花看到父亲挨打，吓得目瞪口呆，大气也不敢出一口。
夏家班子中那位管事董政魁见状，连忙出面调停解劝赔不是，他恭恭敬敬地对恶棍们拱手作揖：“请各位多多包涵，守棚人有眼不识泰山，我给各位赔礼。各位请进，请进。”谁知，这群恶棍扭头就走了。原以为这场风波就此平息，不想没过一会儿，这群恶棍带着一帮荷枪实弹的警察前来“砸棚”，班主夏群与董政魁闻讯，赶紧收拾服装道具和棚布。董政魁对徐造钱说：“小徐呀，你快跑，当心他们抓人！”徐造钱来不及跟自己的女儿夏菊花打个招呼，拔起腿就飞跑而去。
警察来了要抓“肇事者”坐监，幸亏徐造钱跑得快，不然被他们抓去准会被活活打死。而夏家班子也不得不拔棚转点。今日安徽桐城、望江，明日江西九江、彭泽，转了一个点又一个点，拔了一道棚又扎一道棚，处处无家处处“家”，夏菊花跟着夏家班子过着流浪艺人永难休歇的流浪生活。
杂耍艺人演节目经常是就地十八滚，衣服上又是泥土，又是汗渍，夏菊花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洗净晾干的衣服也还有汗味。
好心的董奶奶对夏菊花说：“菊花，董奶奶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保证让你洗的衣服又干净，又没有汗味。”夏菊花说：“太好了！奶奶，什么土办法呀？”
董奶奶说：“你看，咱们这四周到处是稻草，你先把稻草烧成灰，然后用热水浸泡一阵子，再把灰渣捞出来，用稻草灰水洗的衣服又亮爽，又干净，又没有汗渍味。”
夏菊花照董奶奶所说的土办法洗衣服，效果果然不错。
每逢下雨天不能演出，董奶奶还教夏菊花纳鞋底，告诉她怎样穿针走线纳花样、织图案，还叮嘱她千万不能戳了手指，伤了眼睛，不然就会上不了台，演不成杂耍节目。夏菊花小小年龄，又练功、又演出，勤快而又乖巧，衣服也洗得特别干净，鞋底纳得漂亮结实，很逗班子里大人们的喜欢。可父亲徐造钱逃出去躲难的那段日子，小菊花老是垂头丧气的，夏群夫妇看出了孩子的心思，为了切断菊花对生父的情思，编出了一套故事对菊花说：“你本来就是夏家的女儿，从小寄养在徐家，往后见了徐造钱别叫爸爸了，就叫……就叫徐叔叔好了。”
过了不久，在外面躲风的徐造钱回来了，他回来为的是不丢掉这个饭碗，更是放心不下自己的亲生骨肉。可是，小菊花一见他，再也不敢称呼他爸爸了，徐造钱心中有数，他伤心的眼泪只有默默地吞下肚去。
当“押子”的生活
日子过得真快呀，夏菊花在夏家班子已经呆了两年了。就在菊花满7岁的那一年，夏家养母郑秀英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下了一个千金，取名叫夏金船。夏菊花这个“押子”，果然神奇般地改变了夏家无后的命运，按理说，夏群夫妇应该好好谢谢这个“押子”才是，可是，亲生和领养毕竟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说，在这个妹妹出生之前，菊花在夏家的日子还算过得去的话，夏金船出生以后，小菊花在夏家明显地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她的地位也因此一落千丈。
7岁，正是孩子们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龄，可小菊花几乎要担当起夏家所有的杂活儿，从浆洗全家4口人的衣服到纳鞋缝衣做清洁，外加帮助照料刚出生的小妹妹，小菊花一天哪有停歇的时候呀！养父夏群经常在外面泡茶馆，养母郑秀英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小菊花有一点事做得不合意，轻则呵斥辱骂，重则拳棒相加，无依无靠的小菊花只有以泪洗面。
在家中受累受气之后，小菊花还得登台挣钱。
她5岁进夏家，6岁开始在养母郑秀英严厉的训练下学艺演出。开始的时候，小菊花只演演“摸爬滚打”之类的简单节目，可夏家添了亲生女儿后，菊花在台上开始玩命了。惊险的马术她要演，危险的“登梯子”她要上，爬上20几尺高的竹竿顶端，她还得表演各种动作。特别是那个“空中吊辫子”的节目，在毫无保险措施的情况下，小菊花的辫子被吊在空中，辫子下面的整个身体在高空旋转着，被拉扯的头发疼得小菊花眼冒金星。在人们的想像中，这高空旋转的哪是活活的生命呀，分明是没有知觉的物体嘛！惊险刺激但却惨无人道！小菊花表演完毕，从高空落地后头晕目眩不得歇息，还得捧起铜锣“插把”（向观众要钱）。后来，马戏演出取消了“插把”，小菊花才免去了这项额外的负担。
这就是夏菊花当“押子”的生活，特别是夏家有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以后，她的处境确实越来越悲惨。据夏菊花回忆，七八岁的时候，她最怕过冬天。因为，在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小菊花经常要去池塘洗衣服，池塘的水结了冰，小菊花得用稚嫩的手将冰块打开，站在刺骨的冰水中洗呀洗，脚被冻红了，手被冻裂了，第二天还得如此。从冰水中回到“家”里，小菊花好像走进了又一个冰窖。那几年由于养父养母关系日趋恶化，小菊花便成了养母郑秀英的出气筒，挨骂挨打成了家常便饭。所以，小菊花洗完衣服回来，一进“家”门，便心惊肉颤，一见养母，浑身竟会颤抖不止！童年的回忆真像一场噩梦。小菊花不但皮肉受苦，她童年的天真烂漫的本性也因此被扭曲了。难怪解放后，有一位老领导对菊花说：“菊花呀，刚解放的时候，我见到你，小小年纪怎么连笑都不会笑呀。”是的，这句话点到了要害，当押子的夏菊花确实没有一般人的童年快乐，她的童年，是在劳累、惊吓、悲苦和孤独中走过来的。
父女情深
菊花的童年确实非常悲惨，但最痛苦的还不是菊花，而是与她终日相伴但却不能相认的生父徐造钱。
血浓于水呀，当一个父亲目睹自己的亲生骨肉陷入苦海不能相救时，当眼看死神的手伸向自己的宝贝女儿，自己却无力相助时，作为父亲这种感受是无法用言语叙说的！女儿见父亲不能喊爸爸，徐造钱只有无奈地摇头叹息；女儿在夏家挨打受气时，徐造钱只有躲在马房里暗暗流泪；当目睹女儿吊着辫子在空中旋转时，徐造钱的心也被吊上了高空，他只有双手合掌向上天祈祷，祈祷上天保佑可怜的小菊花平平安安……
有一次演出“爬老杆”，底座董政魁因身体不适不能上台，他让徐造钱顶替当底座。20多尺的竹杆顶在了徐造钱的肩上，他看着女儿小菊花向自己走来时，徐造钱突然浑身颤栗起来，20多尺高的竹杆左右晃动差点歪倒。此时，徐造钱真的想打退堂鼓了，他害怕自己的女儿从自己身上爬上老杆，他更害怕万一失手摔坏了小菊花。当演完了这个节目时，班子的伙计们发现，徐造钱的彩衣从里到外全都被汗水浸透了。
又有一次，小菊花表演“爬梯子”，正当她在高空下腰时，汽灯引来的小虫飞进了梯子下底座演员的眼帘，底座演员一散神，梯子倒了，小菊花从空中摔了下来！在一旁聚精会神看着菊花的徐造钱，几乎在女儿摔下的同时，飞奔到了演出场地中央，他一口气抱起了摔倒在地的小菊花，惊呼道：“菊花！我的小菊花呀！”
那一次，小菊花右锁骨被摔断了，徐造钱陪着女儿，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为她敷药，为她揉伤口。他目视着躺在床上的女儿，目光变得呆滞了，他想起这条小生命来到这个世上，从长兴到潜山，又从潜山来到夏家班子，每走一步，都是如此艰难，每个足印都浸透着血和汗……
徐造钱想着想着，他使劲儿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放声痛哭起来。
小菊花的伤口，在父亲的怀抱中痊愈了。
可是不久，她又感染上了急性麻疹，先是发高烧，不停地咳嗽，后来，全身都起了红色的小痧疹子。此时，正遇上夏家班子转场换点，徐造钱想方设法弄来了一付担架，他请来一名伙伴帮忙，抬着小菊花赶路。担架跟着艺人的队伍越过一个山头休息的时候，小菊花一双泪眼久久盯着徐造钱，徐造钱没有言语，只是憨厚地笑了笑，小菊花轻轻地喊了一声：“爸爸！”这一句轻声的呼唤，使得徐造钱浑身像过了电一般，他颤动着嘴唇喃喃道：“菊花，菊花！”
父女俩都哭了，哭得好伤心。
徐造钱轻轻为女儿擦去了脸颊上的泪珠，情深意长地对她说：“他们……不让你喊我爸爸，你就别喊了，免得又挨打。”
“爸爸，爸爸呀。”小菊花更加伤心地哭喊起来。
骨肉分离
成年后的夏菊花每当回忆起童年时代的经历，总是激动得不能自已。她不会忘记、也没法忘记刻在心灵深处的这些累累伤痕！特别是有一次，在从湖南到江西的山路上，小菊花被石头绊倒了，臂部被石头戳了一个小洞，鲜血直流，父亲为了减轻女儿的痛苦，用口吮吸着小菊花伤口的血。
小菊花对父亲说：“爸爸，我们回去吧，回老家去。”徐造钱听着，他低下了头，好久没有说话。
“爸爸！”小菊花推着徐造钱说，“在这儿受苦，还不如回老家陪妈妈和奶奶。”
“奶奶不在了！她死了。”徐造钱说。
“那还有妈妈呀！”
小菊花急着问。
“奶奶死后，老家又逢灾年。”徐造钱告诉小菊花，“你妈妈一个人，没法活下去。听说，为了生存，她与一个姓雷的男人又成了一个家。”
“妈妈呀！”小菊花哭喊起来，“你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菊花，不要怨妈妈，她也是走投无路了。”
徐造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说。
“那我的小妹呢？”夏菊花泪流满面地问，“我小妹一个人，她怎么活呀！”
“在你离家的第二年，小妹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徐造钱痛心疾首地对天长吁：“这就是命，这就是我们穷人的命呀。”
小菊花不哭了，她看着父亲的泪水流了出来，懂事地为徐造钱抹去了脸颊上的泪珠。小菊花和父亲徐造钱已经无家可回了，父女俩只有听从命运的摆布，跟随着夏家班子在坎坷的人生路上艰难地向前走去……但世上哪有不散的宴席！在衡阳安营扎寨的夏家班子也到了散班的日子。
树倒猢狲散，夏老板一撒手，该走的走了，该散的散了，有的回乡务农，有的另谋生路。唯有徐造钱，这个跟了夏家班子七八年的杂工兼杂耍艺人，两手空空，无家可回，他感到一片茫然。夏老板说：“不是我不留你呀！夏家班子这么多人，又不能经常扎棚卖艺，坐吃山空，我实在是养不活你呀！”
夏老板想了想又说：“这样吧，我有个师弟叫刘金德，他在湖北武汉一带卖艺，你投奔他那儿去吧！”
徐造钱只好答应了下来。他回身看了看已经11岁的亲生女儿夏菊花，近乎于哀求地说：“老板，老板娘，求你们行行好，把菊花还给我，让她也跟我一起走吧！往后，也好有个照应。”
夏群夫妇交换了一下眼色，从神色中绝没有放走夏菊花的意思。在他们夫妇看来，夏菊花已经改了姓，是他夏家正正规规的“女儿”。
再说，她已从艺6年，技艺不凡，夏家班子还离不开她，还要指望她为夏家挣钱。像这样一个能挣钱的、又不要钱的使女丫环，谁舍得让她离开呢？“菊花还是在我们这儿好。”夏群站了起来，他踱着步说，“你徐造钱是个厚道人，在我们夏家鞍前马后许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也真不忍心看着你就这么两手空空地离开班子，可我们现在的环境也不太好。这样吧，菊花演马术的那匹枣红小马你就牵走吧，让它与你作个伴，实在为难的时候，还可以换点钱救救急！”
徐造钱听了，再也没说什么，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走了。
来到大武汉
徐造钱走了，去到哪里了呢？谁都不知道，只知道他走的时候带走的全部家当就是那匹枣红小马，还有一个叫毛花的女人。这个女人也是班子里干杂活儿的，不知她是看中了徐造钱的忠厚老实，还是出于对他的同情，或者有其他什么想法，毛花主动提出跟徐造钱一起离开夏家班子。后来听人说，他俩在来湖北的路上分手了，毛花牵走了徐造钱的唯一财产——那匹枣红小马。他俩是走散了，还是毛花早就心怀叵测，谁也说不清楚。但对于徐造钱来说，结局是悲惨的，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流浪人……
徐造钱的离去，使菊花实实在在地成了夏家的人了。说是女儿也好，说是丫环也好，说是艺徒也好，反正她是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指望了，名字前面的这个“夏”姓注定要跟着她一辈子。
父亲离去后，菊花在夏家的地位丝毫没有改变，她继续做着丫环使女应做的一切。但是，外面的世界却变了，变得翻天覆地！解放军进城了，人民政府成立了，有钱的人感到恐慌，劳苦大众却欢欣鼓舞，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但是这一切，对于封闭在夏家的菊花来说却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12岁的夏菊花终于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那天，菊花在河边洗衣服回来，路过新政权所在地的门口，她看见许多人围在那儿学唱一首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菊花好奇地站在一旁看着听着，此时，一位解放军战士走了过来问她：“小妹妹，你怎么不跟着一起唱呀？”与外界很少接触的菊花木讷地摇了摇头。
“你看，叔叔阿姨们唱得多欢呀，还有与你差不多大的姊妹们……”解放军战士打量着端着洗衣盆子的小菊花，判断出她肯定也是个受苦的孩子，于是更加和蔼可亲地问道：“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吗？”菊花认真地听着，但仍然不敢开口说话。
“因为他们都是穷苦的人，以前受尽了苦。
现在，毛主席、共产党让他们吐出了苦水，要创造新的生活！”小菊花听着，她虽然不懂其中的道理，但心中却感到暖烘烘的。来到人间12年，她何曾听见过这样温馨的语言呀！“毛主席，共产党”这6个陌生的字眼是她第一次听说的，像一个火种播撒在她的心田一样，这6个字将改变她未来的生活，将点燃她未来新的生命，使这个饱受苦难的少女最终为了这6个字而挺立起来，名扬四海。
解放军进城前后，作为班主的夏群是一个矛盾体。他虽然是一班之主，是个穷老板，但毕竟也是个“老板”。解放军进城后，各种谣传让他感到惶恐。但解放后不久，这种惶恐心理渐渐消散了，夏群夫妇见局势没有像谣传的那样可怕，于是他们又有了重操旧业的念头。他们通过与武汉的亲戚联络，了解了武汉是个九省通衢的大码头，也许是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最佳之处。夏群夫妇与董政魁夫妇经过再三商议后，于1950年夏天，带着菊花、金船还有其他几个沾亲带故的艺人来到了长江江畔的中原重镇——武汉。
在民众乐园一登台就受到武汉观众的喜爱
来到武汉之初，夏家班子在武昌徐家棚演出——像在旧社会那样搭棚献艺。夏群不但是个技艺不凡的艺人，而且由于长期组织跑码头，脑子也锻炼得特别活络。如何适应新社会的要求呢？再叫夏家班子肯定有些不合潮流了。于是，他将班子改称为马戏团，而且给这个马戏团命名为“群艺”——一个“群”字暗示着这个马戏团是以夏群为首的，一个“艺”字将昔日的马戏杂耍提升到了艺术的高档次，而两个字合在一起与人民政府提倡的“群众艺术”的精神吻合起来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命名，由此也可见夏群为了适应新的时代，确实动了不少脑筋。
果然，随着人民政府百废待兴，着手城市文化建设的时候，这个由夏群为团长的群艺马戏团便开进了大汉口最著名的综合性娱乐场所——民众乐园。
民众乐园——以前曾称“新市场”和“血花世界”，地处大汉口最繁华的商业区六渡桥和江汉路之间，它与上海的“大世界”像是长江沿岸的一对孪生姊妹，不但所处环境完全一样，都地处大都市最繁华的地段，而且连经营方式、营造的氛围都完全一样，用现代语言形容，简直是一个舞台艺术的“超市”——在民众乐园内，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评剧、越剧、话剧、说唱、皮影戏等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
而进入民众乐园大门不远处，最夺目的演出场地就数技艺厅了。群艺马戏团与凌幻天的“金星魔术团”、沈春林的“中国戏法团”、程雅琴的“环球马戏团”、汤少连的“光明技术团”、徐飞龙的“全球飞车团”、毛龙厚的“青年技术团”、姚新亭的“南洋国术团”等民间杂技艺术团体先后组班在这里献艺，这无疑为昔日疲于奔命的夏家班子提供了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也为夏菊花日后的脱颖而出营造了极好的氛围。
但是，解放初期的这种组合也极具挑战性。对外演出虽说是一个整体，但原本是私家班子揉在一起，少不了门户之见，少不了行毒的从中作祟，说好听一点是激烈竞争，其实质却是明争暗斗。因此，夏群夫妇对菊花的要求更高，管教也更严了。
那段时间，夏菊花演出的主要节目是“杂拌子”和“小吊子”。节目经过加工出新以后，夏菊花娴熟的技艺、稳健的台风、端庄而秀美的扮相、娇巧灵活的身段，在民众乐园一登台就受到武汉观众的喜爱。
不久以后，马戏团实行了公私合营。夏菊花解放后第一次领取的工资是每月33万元（相当于现在的33元），全部由养父母领取。
也许是菊花格外乖巧懂事，也许是解放后形势所迫，也许是菊花已经出道，郑秀英对这个养女不再像以前那样随意打骂了。她想让菊花尽快练出新的节目来，为夏家和他们的群艺马戏团争点面子。可是，随着菊花年龄渐长，她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由着养母的性子摆弄了，于是，她俩之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
进入夏家后的第一次反抗
一天，在民众乐园技艺厅前的空地上，养母郑秀英捧着几只瓷碗命令夏菊花：“菊花，再不练新节目，我们夏家班就要被别人挤垮了。
“来，把这几只碗顶在头上，围着场子跑个圆场我看看！”
“顶碗？”夏菊花低声咕噜道：“这不是男人演的节目吗？一个女孩子，将碗顶在头上，像男人那样满场跑，丑死了……”
郑秀英万万没有想到，一向听她摆弄的小菊花竟敢顶撞自己。郑秀英暴躁的脾气又犯了，她强行将碗放在菊花的头上，命令道：“你还反了天了！今天，你练也得练，不练也得练！”
一摞碗压在了菊花的头顶上，菊花站在那里一步不走，郑秀英一掌打在菊花的身上：“跑！跑圆场……”在郑秀英的强制下，菊花将头上的碗捧下来交给了郑秀英，愤愤不平地说：“都解放了，你凭什么当着那么多人推我、打我！”说完，夏菊花转身便跑。
郑秀英捧着碗，看着菊花远去的背影，气得直喘粗气。此时，董政魁走了过来，他低声对郑秀英说：“孩子大了，你当着这么多人，又是骂，又是打，还赶着她满场跑，那怎么行！”
“她就是被你们惯坏的。”郑秀英又火了起来：“这样下去，往后我怎么管教她？我把她养这么大，我说一，她就不能说二，这是规矩。哼，今天，我制服不了这个小丫头，我把‘郑’字倒着写。”
说完，脾气暴躁的郑秀英拂袖而去。
夏菊花回到屋里，等待她的是养母的严厉“惩罚”。一阵痛打后，郑秀英厉声警告说：“你别以为解放了，就可以不听话了。你别忘了，你姓夏，你永远都姓夏！在夏家，你就得服管，要是再这样放肆，我就打死你。”
这是夏菊花进入夏家后的第一次反抗，也是解放后，养母郑秀英重新对夏菊花拳棍相加的开始。
郑秀英有郑秀英的主意：对养女的第一次反抗，如果不严加制止，今后便无法管教了；夏菊花有自己的想法：养母生性暴躁，自己如果屈从下去，不仍然与解放前一样了吗？如今，社会变了，可夏菊花在夏家的处境何时才能改变呢？正当夏菊花陷入苦恼之时，民众乐园军管会的一位代表在练功场找到了夏菊花，这位军代表开口就说：“菊花同志呀！”
14岁的夏菊花从来没有听到过别人对自己这样称呼，她愣了半天才问：“什么？您叫我——同志！”
“是的，同志！”军代表加重了语气说：“你是穷苦人出身，我们解放军是为穷苦人谋幸福的，你和我们志同道合，所以我们是同志！”
“啊！”夏菊花听了，虽然似懂非懂，但她的内心却感到一阵暖意，她眨了眨眼睛问道：“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
“当然是一家人！以前，我们都姓一个‘穷’字，以后，我们要将这个‘穷’字甩掉，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新的生活？”夏菊花又问：“新的生活在哪里呢？”
“你练完功后，我这就带你去——去识字班。”军代表告诉夏菊花：“到了那里，你一定可以找到新的生活的。”
“啊！”夏菊花的眸子里闪现出了一种少有的光芒，她似乎感觉到了，新的生活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上了识字班
“毛，毛，毛主席的毛……”
“共，共，共产党的共……”
在民众乐园识字班，从未进过一天学堂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夏菊花，学起了文化。识字班的教员，正是在练功场与她说话的那位军管会叔叔。教员耐心地从一笔一画开始，教学员们认字、写字。
夏菊花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写共产党、毛主席……军管会的教员了解到夏菊花悲惨的身世，对她格外地关爱。
“你是工人！”
“我是工人！”
“我们大家都是工人！”
这是当时对学员们启蒙教育的一篇简短课文。教员给大家讲解说：“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创造了社会财富，养活了千千万万的人。可是，在旧社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劳动人民受地主、资本家的种种盘剥，做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大家说，这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反动统治政权该不该推翻呀。”
“该！”学员们齐声回答道。
夏菊花聚精会神听教员讲课，她的脑海里浮现出幼年时跟随母亲沿街乞讨的情景；又浮现出进入夏家班子做“押子”、挨打挨骂的镜头；为了给夏家赚钱，只有7岁的她在空中旋转、不幸摔在地上差点摔死的一幕幕惨状；还浮现出与生父徐造钱相处不能相认的许多往事。听课的夏菊花忍不住掉下了辛酸的泪水。
军管会教员继续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劳动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赶跑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从今往后，我们劳动人民再也不受剥削、不受压迫了。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每个人都能当家作主人了……”
军管会教员充满激情的讲解，激起了学员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随着这阵阵掌声，夏菊花心潮激荡，久久难以平静。
在识字班的课堂上，夏菊花听到了以前从未听到过的道理，字字句句说出了她长久以来想说而又表达不出来的话。
她好像觉得，在茫茫的黑夜里，有一盏灯将她引入了一个崭新的光明的世界，特别是“毛主席”“共产党”。这六个大字，那是她在刚解放的时候，第一次听解放军战士对她说的呀，如今，她真正地明白了，就是这六个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一次上完课以后，夏菊花一个人坐在课桌前久久没有离去，她的一双眼睛凝视着墙上的毛主席像，她似乎有许多许多话要对毛主席说。
此时，军管会的教员走到了她的身边，问她：“菊花，下课了，你一个人在这里想什么呀？”
夏菊花的目光仍然注视着毛主席像：“我在看……毛主席像！”
军管会的教员深沉地点了点头。
“我在想——”夏菊花说：“我在想毛主席他老人家住在哪里呢？”
教员回答：“毛主席住在首都北京，住在中南海里边。”
“北京？”夏菊花又问：“离这儿远吗？”
“很远。”
“我怎么觉得他就在我的身边？”夏菊花深情地说：“我真想见见这位大救星呀！”
“只要你好好学习，好好练功演出，以后就会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的。”教员鼓励地对夏菊花说。
养父比较识时务
识字班教员与菊花谈了好久，最后，教员又将毛主席的一首诗词教给了她——“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在教员的辅导和讲解下，夏菊花渐渐懂得了诗词中的深刻含意。从那以后，这位没有上过学的小艺人，常常捧着毛主席的书和诗词吟诵着，以此寄托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深厚情感。
夏菊花学了文化，会写字了，会吟诵毛主席诗词了，在夏群和郑秀英的眼里，这个养女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俩担心，这样下去，还能框住她吗？于是，有一次郑秀英试探着问她：“你每天都往识字班跑，那儿，就那么吸引你呀？”
“那儿可好了。”夏菊花兴奋地告诉养母，“那儿学写字、学文化，我还学了许多毛主席的诗词，我念给你听——”
“哎哟，别念了，我可听不懂什么诗词。”郑秀英说：“我只知道一句老话：荒年饿不死艺人。艺人哪，就得在‘艺’字上下功夫，那才是我们的饭碗。”
“但是，没有文化，不识字，不是一个睁眼瞎。”夏菊花很有主见地说：“教员叔叔说，要我们当有教养的新一代艺人，就得学文化！”
“我不是反对你去学文化——”郑秀英怕背上一个阻拦养女学文化的罪名，她忙改口说：“我是看你一个女孩子家，成天跟一些男孩子在一起，不好！俗话说，男女授受不亲……”
“哎哟，您还是那么封建呀！”夏菊花说：“我和男孩子们在一起学文化，还接受新思想，有什么不好？您就别为我操这份心了……”
此时，夏群走了进来，他听见了她俩的对话，便用眼色阻止住了郑秀英。
“现在解放了，你别再这么管着菊花。”夏群对郑秀英说：“菊花要进步，没错！”
听了夏群的这句话，菊花第一次感觉到，在这个家庭里，她第一次获得了胜利，她高高兴兴地又背起书包去了识字班。
菊花走后，郑秀英对夏群埋怨起来：“你倒会做好人。不是你说，怕菊花学了文化，翅膀硬了飞走了吗？”
“哎呀，你呀，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心里有想法，也不能直捅捅地说出来呀。”
“有什么不能说的？她是吃夏家的饭长大的，我管不得呀……”郑秀英就是那么个直脾气，她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可传出去不好嘛。”夏群说：“我告诉你吧，现在形势发展很快，不但菊花要上识字班，连我和你也得去——”
“我们也要去上识字班哪？”郑秀英急了：“和菊花坐在一个课堂里？”
“那倒不是。”夏群说：“刚才我听说军管会要办一个民众乐园职工补习学校。现在，京汉楚各剧种有好多艺人都报了名，我们杂技艺人也都抢着报名去上学，你说我们怎么办？这可是军管会的决定，是政府的号召呀。”
郑秀英愣了，她没有再说一句话。
夏群传来的信息没错，民众乐园真的办起了一所职工补习学校，参加报名学习的艺人竟达千人之多，军管会的领导对他们说：“人民政府为了抓文化建设，决定从教育入手，通过改人改戏改体制，建设起一支为人民服务的新的文艺队伍，希望民间艺人积极参加！”
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夏群夫妇不但阻止不了菊花上识字班，而且竟步了养女的后尘，被卷进了新的社会潮流之中……
从艺后的第一次打击
朝鲜战争爆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为了保卫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果断决策，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于是，一队又一队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全国人民捐钱捐物，全国各文艺团体也纷纷组成了赴朝慰问团到前线慰问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将士们。此时，武汉民众乐园内也沸腾起来了，各剧种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要求去朝鲜慰问最可爱的人。上级决定，在杂艺厅演出的杂技艺人，也选调一批优秀演员赴朝慰问。夏菊花得知这一消息后激动不已，她没有忘记自己曾在毛主席像前立下的誓言：要听毛主席的话，一生一世跟着毛主席向前走。如今，毛主席号召抗美援朝，自己怎能不参加呢？夏菊花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抢先报了名。
在公布名单的那一天，夏菊花天不亮就起床了，她跑到杂艺厅前等待着……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在等待毛主席的命令呀！”
名单宣布了，却没有夏菊花的名字。连养父夏群、养母郑秀英都榜上有名，自己却不在其中，夏菊花失望了，沮丧地落了泪。她转过身一口气跑到了办公室，不服气地问领导：“为什么不要我赴朝鲜慰问？我连出发的行李都准备好了呀！”那位领导拍了拍夏菊花的肩膀，笑着对她说：“菊花，你还小呢，你不是还没有满18岁吗？”夏菊花明白了，这样，她的心情这才平静了一些。
在回家的路上，菊花还在反复想这件事，她突然想起，一位叫张金豆的小同事，他也不满18岁，怎么能参加赴朝慰问呢？夏菊花越想越觉得窝气。
回到家中，夏菊花满肚子委屈，一句话都不愿说。夏群夫妇看出了她的心思，告诉她：“听说，这次赴朝慰问演出名额有限，要求去的演员，必须有自己独立演出的节目……”郑秀英还加上了这么一句：“我早就对你说过，演员呀，没自己的绝活儿是站不住脚的！那次要你练顶碗，你不练，还顶撞我，现在后悔了吧？”
养母这句话虽然不是有意刺激菊花，可是菊花听了后，比针扎在心里还要痛。这是菊花解放后遭受的第一次打击，这次打击对她来说，虽然是那么沉重、那么无情，但却使她惊醒过来，她二话没说，心中凸现出来的只有一个字——练！从学艺至今，从来都是养父要菊花练，养母逼着、催着甚至骂着、打着要她练，但今天，“要我练”变成了“我要练”，虽然是同样三个字，在菊花艺术人生的道路上却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那么，练什么呢？夏菊花经过反复思考后，还是选择了《顶碗》。
《顶碗》是杂技艺术的一个传统节目，在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石刻中，就出现过顶碗倒立的人物造型。不过，千百年来，顶碗的演出是男人的专利，而且动作简单，除了顶，便是跑，十分单调，这也是菊花最初拒绝练顶碗的原因。
菊花想，如果能将《顶碗》推陈而出新，那就有意思了。女子顶碗能不能顶出新意来呢？如果说，男演员的特点是“硬”，那么女演员能否在“柔”字上下功夫呢？另外，男演员头顶瓷碗，一个劲儿地跑圆场，既单调又缺乏美感。那么，女演员演顶碗，如果能练出一些优美的造型来，那不是挺好吗？再说，行内的人不是一再称赞自己的腰腿条件是一般演员无法相比的吗？为什么不能通过《顶碗》这个节目充分展示自己的优势呢？菊花越想越激动，越想越自信，于是她开始了新意来呢？如果说，男演员的特点是“硬”，那么女演员能否在“柔”字上下功夫呢？另外，男演员头顶瓷碗，一个劲儿地跑圆场，既单调又缺乏美感。那么，女演员演顶碗，如果能练出一些优美的造型来，那不是挺好吗？再说，行内的人不是一再称赞自己的腰腿条件是一般演员无法相比的吗？为什么不能通过《顶碗》这个节目充分展示自己的优势呢？菊花越想越激动，越想越自信，于是她开始了新中国女子顶碗第一人的大胆尝试
女子顶碗第一人
人们说，所有辉煌的背后都充满着艰辛。
夏菊花练顶碗就是如此。
当养父母和许多同事在锣鼓声中奔赴前线的时候，夏菊花一个人暗暗地开始了顶碗的艰苦训练。她首先跑到土产日杂店里买来了各式各样的瓷碗，然后，闭门不出。她先用砖头代替瓷碗顶在头上，坐着顶，站着也顶，连吃饭时头上都顶着砖，时间一长，头上压砖的地方压出了一个“门子”。后来，她又将瓷碗放在“门子”上，从一个、两个碗开始，一直加到十几个瓷碗。她顶着碗走碎步、跑圆场、搬腿、探海、拿顶……渐渐增加难度，身体向前、向后、向左、向右，不断创造新的姿式。
那段时间，夏菊花练顶碗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她忘了吃，忘了喝，经常晚上睡觉想起了一个什么动作，她爬起来便尝试、探索。有几次碗摔破了，她又去日杂店买新碗，有时候练得从头到腰浑身疼痛，但她一想起落榜的打击，想起在识字班向毛主席像立下的誓言，她又不顾一切地练起来。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呀，经过了3个多月的苦练和探索，夏菊花终于顶着碗完成了一套崭新的动作。
一天，夏菊花拎着一个装着瓷碗的小包来到了技艺厅，领导和同事们问她：“这些时怎么没见你来练功呀？”
“我在家里练。”夏菊花笑着说：“今天，我就想请领导和老师检查一下我练的新节目行不？”
“好呀，好呀！”领导对大家说：“来来来，都来看看菊花练的新节目。”
同事们坐在观众席上，有几个同事还在低声议论：“什么新节目呀？”“听说是顶碗。”“那不是老掉牙的节目了吗？”……
议论声还没停，舞台上，夏菊花穿着彩衣顶着碗轻盈地出场了，她在地面和板凳上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颇有难度的动作，呈现了一个又一个优美的造型……
这个老掉牙的顶碗节目，通过夏菊花的创意和苦练以后，竟变成了一个新颖、优美、多姿多彩的艺术作品了。
同事们感到耳目一新，他们被惊呆了。
领导带头鼓起掌来，并当场拍板宣布：“今天晚上，就上演夏菊花的《顶碗》……”
《顶碗》在技艺厅正式上演了，她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喝彩声、啧啧的赞扬声。
夏菊花兴奋极了，她不仅第一次尝到了成功的喜悦，而且这次成功使她悟出了一个道理：作为一名演员，非得有自己独特的节目才能在舞台上站立起来，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不但要苦练，而且要勇于探索创新。自从夏菊花《顶碗》演出后，中国杂技团的保留节目《男子顶碗》再也不演了，他们说：“我们演不过夏菊花……”从第一次打击到第一次成功，标志着夏菊花在艺术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重要一步，而且让《顶碗》伴随了她的一生，经过不断创新苦练，使她走向了全国、走向了全世界。
养父夏群和养母郑秀英随赴朝慰问团回到武汉后，他们还没见到夏菊花的面，便听许多同事告诉说：“菊花练出了新节目，菊花真有志气呀。”
当夏群夫妇在技艺厅亲眼目睹了夏菊花的《顶碗》演出后，他俩感叹不已。他俩一边看一边想，夏家的这名“押子”真的出息了，从这个节目中，显示了她的潜力和美好的未来。激动之余，他们自然也会想起夏菊花悲惨的身世，想起她在夏家当“押子”岁月中遭到的不公平待遇。此时，他们更担心的是，菊花日后的路会如何走？这个养女会不会就此离开夏家呢？
从苏联马戏里受到启发
夏菊花练顶碗初获成功后，她并没有像养父养母担心的那样，就此离开夏家。但从此以后，养父养母也逐渐改变了对这个养女的看法和态度，他们再也没有、再也不可能对她随意打骂了。新时代的春风，改变了菊花的命运，使这朵长期浸泡在苦水里的菊花破土而出、含苞待放。
就在那一年，民众乐园组织了杂技艺人去柴达木盆地演出，夏群夫妇有意与菊花同行，可民众乐园的领导没有同意。因为夏菊花的《顶碗》已经成了技艺厅最受欢迎的节目了，不但武汉观众爱看，不少外宾也特别喜欢，此时的夏菊花在江城已经开始小有名气了。
初获成功后，夏菊花今后的路将如何走呢？夏菊花从一本书上看见了“成功之路，始于足下”这八个字，她的心情许久不能平静，她将这八个字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她默默地问自己，这成功之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她回想着自己练习顶碗的过程，她明白了，成功之路就是苦练之路，就是不断攀登之路，就是敢于创新之路！这，就是夏菊花艺术之路的指针，这个指针指导着夏菊花从一个成功走向新的更大的成功，日积月累，便凝聚成了夏菊花艺术人生的精髓。
一次偶然的机会，夏菊花在民众乐园的电影院里看了一部纪录苏联大马戏团的影片，影片中有一个柔术节目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演员柔似无骨的动作，优美如画的造型深深地吸引了她。她一次两次、五次十次地钻到电影院里反复看，看着看着，银幕上精彩的柔术表演与隐埋在她心底的渴望与追求相碰撞，发出了异样的火花，产生了艺术创作的冲动。她问自己：“外国人能演柔术，难道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演柔术了吗？我能不能演？我能不能演得比外国人更好呢？”
灵感，可贵的艺术灵感，乍看起来是偶然所得，但实质上却是艺术家长期酝酿思索所引发出来的必然，菊花要练柔术的冲动正符合了艺术创作的这个规律。
夏菊花产生了练柔术的念头后，她在练功场上模仿起了柔术的一些动作，这一模仿不打紧，却引起了在场的许多老师和同行的惊讶。
有的说：“菊花的腰腿这么软，生来就是练柔术的料。”另一位看过这部电影的小姐妹说：“她的腰功，比电影里演柔术的外国演员还要好。”
老师和同事们说这些话无意，夏菊花听了这些话却有心，她回到家里以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养父养母。
夏群听后，一拍大腿说：“好哇！现在正在筹建武汉杂技团，新组建的杂技团肯定需要一批有特色、有绝技、有新意的节目，我支持你。好好练吧。”
养母郑秀英却另有心眼儿，她说：“练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上去练。绝活要保密，练出来才能一鸣惊人。”
夏群连声附和：“对，对对对！如果菊花柔术练出来了，就是为我们群艺马戏团增强了竞争实力，也为我们夏家争了光啊。”
养父养母的支持，增加了夏菊花的信心。于是，又一次艰难的攀登开始了。
1953年乍暖还寒的早春季节，夏家搬迁到了新居——汉口宝善堂。新居比较宽敞，为菊花练功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空间，而且，这里离民众乐园有点远，倒是一个制造“神秘武器”的好地方。
养父养母毕竟是经验丰富的杂技艺人，他们同意了菊花练柔术的想法后，并不急于匆匆指导草草行事，夏群夫妇请来了几位与夏家关系密切的同行一起出谋划策，其中有一位是夏群的亲戚——菊花称之为“表叔”的陈雅琴。
《柔术咬花》
表叔陈雅琴审视了菊花的身体条件后，夏群问：“怎么样？”
“腰腿条件都很好。”陈雅琴说着，又让菊花张开口，他仔细地看了看夏菊花的牙齿。夏群问：“她的牙？”
“不错，长得很整齐。”陈雅琴说：“柔术要咬花，这牙齿的功夫不能不练呀！”
“对！对！对！”夏群立即明白陈雅琴的意思说：“那就从练牙功开始。”
两天以后，陈雅琴精心制作了一套练柔术的道具。他在地板上挖了一个洞，然后将一根弯曲的铁杆插入洞中，他指着铁杆顶端的一个铁头对菊花说：“这铁头就是将来演出的绢花，你必须天天用牙咬住铁头，一直到咬住铁头能自如地做出各种动作为止。”
我的天，用口齿与铁头作较量，这将是何等痛苦的训练呀？但是，为了达到目标，菊花硬是天天咬铁头，咬得牙齿出血，疼痛难忍，还要做出下腰、搬腿等等难度极大的动作。特别是练“穿裆”——头部穿过两腿之间，要练到后腿贴背连手都插不进去方算成功……
杂技艺术是美的，但它的训练过程却是极端痛苦甚至是残忍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向人的身体极限挑战，才能使观众折服。从1953年的春天到这一年的8月，夏菊花练柔术整整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夏菊花流汗、流血、流眼泪，终于创造出了让观众叫绝的硕果。
《柔术咬花》的首场演出在武汉歌舞剧院的小剧场进行，当领导和观众看到舞台上的夏菊花整个身体卷成了一个包菜的形状咬花的时候，剧场内爆发出了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他们为之感到惊讶之极。当时，在观众席里还坐着一位特殊的观众，他就是中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著名艺术家程云先生。这位从延安走来的新文艺的领军人物，看了夏菊花的《柔术咬花》后，竟激动得不能自已，他快步走上舞台，紧紧握着夏菊花的手反复说着六个字——“真棒”“真美”“真绝”！程云先生万万没有想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年仅16岁的夏菊花有着如此惊人的高超技艺，他以一位艺术家独具慧眼的艺术视角断定，夏菊花是中国柔术表演的第一人，她的柔术，是“美的化身，美的再现”，达到了一种“无言之美”的艺术境界，定将震动整个艺坛。第二天，程云便从他所领导的剧院内请来了芭蕾、舞美、服装等多方面的专家，他要集中和调动各种艺术的优势，精心对《柔术咬花》进行再设计、再编排、再加工，对这个节目作全方位的新包装，使之更精美绝伦，成为武汉“顶尖”的艺术佳品。
经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多位专家重新编排装饰的《柔术咬花》，果然不出程云先生之所料，不久就与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所主演的《宇宙锋》（该剧在全国首届戏曲会演中荣获一等奖，曾受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赞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高盛麟主演的《挑滑车》一道，在武汉艺坛上形成了三足鼎立，一跃而成为武汉文艺界的优秀代表作。夏菊花的名字也因此传遍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几个星期以后，有一个苏联专家代表团访汉，武汉文艺界举行了综合性的文艺晚会，招待中国人民的“老大哥”。夏菊花主演的《柔术咬花》让苏联“老大哥”们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个个伸出大拇指称赞道：“好！好！好极了！”
从此，《柔术咬花》成为了中南局、湖北省及武汉市招待中外贵宾的必演节目，也是各种盛大庆典和综艺晚会上不可缺少的一出看家好戏。当时有一种说法：“到了武汉，没有看夏菊花的《柔术咬花》，算是白来了的。”可见夏菊花的节目影响之大，夏菊花的名声流传之广。
投身社会大家庭
一个演员一定要靠自己过得硬的节目立在舞台上，只有立在舞台才能辐射社会。夏菊花便是因为练出了《顶碗》和《柔术咬花》这两个顶尖节目，才在舞台上放出了异彩，她自己也因此受到了社会的欢迎，进而投身到了社会的大家庭之中。
随着夏菊花的脱颖而出，昔日“夏家养女”这个定位也开始渐渐淡化，养母郑秀英眼看着这个当“押子”的姑娘一步一步走向社会，她的心情也十分矛盾。她一方面为菊花的迅速崛起而高兴，另一方面，她也确实更担心这个养女翅膀硬了飞离夏家。但是，无论如何，大势所趋，不是以谁的意志为转移的，郑秀英也只有顺应潮流善待菊花，她主动地为菊花定做了一件质地、款式都非常好的咖啡色外套，对菊花说：“你现在也算是个名人了，在外面抛头露面时别显得太寒酸，穿上它试试？”
夏菊花穿上了养母为她定做的外套，更显得精神焕发了。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件外套便成了夏菊花参加重要社会活动的“礼服”，许多同事和邻居一见夏菊花穿上这件衣服，便开玩笑地说：“菊花，今天又有什么重要演出了吧？”菊花嫣然一笑，养母郑秀英也开心地笑了。
1953年9月，经李先念任市长的武汉市人民政府的批准，武汉市杂技团正式成立。全团有演职员工113人，夏菊花及其养父母都同时成为了杂技团的正式成员，他们成了真正的同事。
新成立的武汉市杂技团的第一个光荣任务是受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的委托，赴广州慰问驻守在那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夏菊花参加了这次活动。在海岛驻地，她主演的节目《柔术咬花》极受官兵们的欢迎，每场演出几乎都有官兵们的热烈掌声相伴。夏菊花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技巧发挥得格外好，动作表演得十分到位，尤其是她那《柔术咬花》的动人美姿，宛如天上的仙女降临海岛，把祖国的南疆点缀得更加美丽，更为光彩夺目。
夏菊花每场演出都是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下舞台的，总是有部队的首长恳请她再演一次，让战士们再欣赏一次。杂技这个行当，同一个节目，在同一场次连演两次并不多见，《柔术咬花》就开了这个先例。每当此时，夏菊花总是二话不说，马上返场，而且一丝不苟，满弓满劲地再演，其结果依然又是掌声雷动。有一场演出，可能是部队首长怕夏菊花演两次太累，没有邀请她再加演，结果，战士们从观众席中给舞台上送来一张又一张盛情邀请夏菊花再演出一次的纸条。面对战士们的盛情厚爱，夏菊花感动了，她满足了观众的要求。就是这样，夏菊花的名字在南疆海岛很快地流传开了。
夏菊花的《柔术咬花》走到哪里，就轰动到哪里。夏菊花从南疆海岛回来，迎接了一位“不速之客”——后来成为国家级摄影大师的黄克勤。黄克勤所拍摄的《国之瑰宝——白鳍豚》曾在世界摄影赛事中获大奖。黄克勤先生早期摄影以人物尤其是艺术人物见长，陈伯华、高盛麟等京、汉剧名家的剧照佳作，均出自黄先生之手。黄克勤主动上门为夏菊花的《柔术咬花》摄影。照片图像制成后，立即就被刊登在武汉各报刊杂志的显要版面上，并悬挂在各演出场所。武汉市民中，哪怕有少数人没有看过夏菊花的表演，但夏菊花《柔术咬花》的巨幅照片一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防汛和赴朝慰问演出
1954年，江水猛涨，居高不下，汉江两岸，防汛大军日夜固守堤坝，夏菊花参加了防汛慰问团。有一次，为了慰问那儿的防汛大军，夏菊花赶到河边，她一看，摆渡的小木船已经挤满了人，船夫劝她不要上船，她说：“我开会已经迟到了，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影响慰问演出呀。”
话音未落，夏菊花一个箭步跳上船去，朝着防汛大军所在地赶去……
虽然夏菊花上了岸，可心里还是怦怦直跳。可一到演出场地，看到满脸满身都是泥水的防汛战士们，看着那一张张疲惫不堪的脸上露出笑容时，夏菊花的心被感动了。她很快就镇定了情绪，满怀着热情，把最高质量的杂技艺术节目奉献给了防汛第一线的人们。
在防汛演出的间歇时间，夏菊花同几个小姐妹走进了防汛大军的营地，她们搜寻了战士们换下来的衣服，帮他们清洗。
众位战士一看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全都傻了眼，其中一位小伙子摸一摸自己的后脑勺说：“哎哟，大演员夏菊花原来还是个洗衣服的能手呀！佩服，佩服。”
夏菊花和在场的人都开心地笑了，夏菊花边洗衣服边对大家说起了她从六七岁开始帮人洗衣服的历史，大家听了后这才明白，原来，这位大名人本来就是这个队伍里的自己人。
夏菊花在防汛中的突出表现博得了各级领导和群众的一致赞扬，她被评为了防汛功臣。正当夏菊花在防汛前线繁忙奔走时，她突然接到了一个好消息：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将组织一支以歌舞为主的慰问团赴朝鲜慰问演出，特别邀请她参与前往。
夏菊花接到这个通知后万般激动、百感交集，这是自己两年多以前梦寐以求没有实现的愿望呀！当菊花踏上这片国土时，亲眼目睹了战后的废墟焦土，她的心情十分沉重。她想起了自己的同事——武汉杂技团的著名魔术表演艺术家凌幻天先生，1952年，他在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慰问演出途中，左眼被弹片击伤还未痊愈又上舞台。她决心向凌幻天先生学习，以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接受这次革命的洗礼。
当一名朝鲜小姑娘向夏菊花献上一束鲜花时，夏菊花的心潮激荡起来，她满含热泪地抚摸着这个小女孩的头，心中暗暗说：“你们受苦了，我来迟了。但我会全力以赴为你们服务的。”
夏菊花就是怀着这么一种深厚感情参加赴朝鲜慰问演出的，她每场演出都是那么认真，那么一丝不苟，使《柔术咬花》这个顶尖节目锦上添花，受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们的热烈欢迎。
当朝鲜人民军听说夏菊花的节目精美绝伦时，也纷纷邀请她前往演出，在朝鲜开城的一场演出给夏菊花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那是一场露天演出，演出前，突然刮起了大风，领导看见身着单薄彩衣的夏菊花在后台冻得瑟瑟发抖，便劝她道：“菊花，天冷风太大，《柔术咬花》就别上了。”
夏菊花回答：“不，如果不上，官兵们会失望的。他们连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呢？”
领导点了点头，一直将夏菊花送到台口，并一再叮咛道：“要当心一点，注意安全。”
迎着大风，夏菊花毅然地走上了舞台，此时，台下响起了一阵又一阵掌声，这掌声与狂风的呼啸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曲特殊的交响乐伴随着菊花的演出。
突然间，一阵旋风竟将夏菊花手上的四个道具圈吹得远远的。站在台口的同事们一阵惊慌，观众也着急地议论起来，慰问团团长骆文见此意外，不断朝台上喊：“菊花！菊花！”骆文团长用手势示意她暂停演出。
所有的反应都没有影响舞台上的夏菊花，她几乎未作任何思索，迎着狂风捡回道具，一件一件地将道具重新安放在狂风中，她又开始咬花，一次失败了，又来两次、三次……最终她还是顶着狂风咬住了花，完成了优美的造型。
顿时，全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朝鲜人民军的官兵们为中国女演员的顽强精神热烈地喝彩。
被冻得浑身战栗的夏菊花就这样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场不平常的演出。当她在掌声中离开舞台走进后场时，一件军大衣紧紧裹住了她的身体。她抬头一看，原来是团长骆文将自己的大衣披在了她的身上。一股暖流如同电流一般流遍了夏菊花的周身，她的泪水顿时溢了出来，她十分激动地喊了一声“团长”后哽咽了！如今，已经年过花甲的夏菊花回忆她17岁时的这段经历时，眼眶内的泪花滚动着，她激动地说：“我6岁从艺，登台演出过无数次，但何曾有过这样一个人如此关心我？当时，我看着骆文团长给我披大衣时的慈祥笑容，我好像觉得，他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银幕使她名扬全国
从朝鲜回国后，还来不及参加赴朝演出的总结，夏菊花又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上北京拍电影。
这部题为《中国杂技艺术表演》的纪录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全面宣传中国杂技艺术的影片，它将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杂技形象、生动地介绍给世人，这无疑是中国杂技史上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中国杂技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在旧中国杂技艺术一直处在社会的底层，统治阶级从来都将它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儿，所以，“撂地摊”“耍把戏”“跑码头”
便成为了杂技艺人的主要生存方式。杂技艺术的真正新生，还是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0年，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曾作出决定：要把在旧制度下受着摧残与压迫、政治上毫无地位、经济上毫无保障、长期颠沛流离的杂技艺人组织起来。他还批示中央文化部通知各省市优秀的杂技艺人来京应试，择优录取，在首都建立一个国家杂技团。消息一传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等地的杂技名家云集首都，参加应试，盛况空前。
杂技艺人陈森良的父亲热情地介绍说：“1950年10月，以崭新面目出现的杂技艺术在中南海怀仁堂汇报演出了。那些在旧社会饱经风霜的杂技艺人怀着自豪而又兴奋的心情，接受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副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是杂技艺人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和场面，是他们终身难忘的一天。中国的杂技艺术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北京电影制片厂受中央文化部的委托，筹备拍摄一部反映中国杂技艺术的大型纪录影片。经过影片编导精心策划，从全国各地众多的杂技节目中遴选了一批顶尖节目，夏菊花的《柔术咬花》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拍电影对于夏菊花来说，实在是一件新鲜事儿。解放前，她不但没看过电影，连电影是何物都不知道。到了民众乐园以后才有机会看电影。
在去往北京的火车上，副导演对夏菊花亲切地说：“菊花同志啊，你还没拍过电影吧？”
夏菊花笑着回答说：“没有。拍的时候，请导演对我多多帮助，严格要求。我一定密切配合，力争高质量、高水平地完成任务。”
副导演思索了片刻，向夏菊花提议道：“作为柔术，除了技巧高、动作美之外，恐怕还要体现女性的人体美、线条美。你表演时穿的服装显得过大，不美，要改……在演出服装上你可要在全国文艺界起一个好的带头作用哦。”
夏菊花只是默默地点着头，服装到底怎样改，改成个什么样子，她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夏菊花住进了北影招待所，临进摄影棚试镜头的时候，北影的服装设计师拿来了为她设计定制的一套金光闪闪的演出服。
夏菊花一看就懵了，这是什么服装呀？又短、又紧，太难看了，穿着这么暴露的服装演柔术多不美呀！夏菊花看着这套服装竟哭起鼻子来了。她边哭边对导演说：“这种服装我怎么能穿呢？穿上它拍电影，观众看了，肯定会骂我的。我不穿，我不穿……”
导演耐心地开导她说：“菊花同志，我们这是在搞艺术。艺术讲究的是美。从事艺术的人一定要摒弃封建主义的意识。美术学院美术系的学员还要画女性裸体素描哩。那些为了美术而甘当模特的人境界多么高哇！这都是为了艺术啊！”
夏菊花这时候才想起副导演在火车上对她说的“在服装上你可要在全国文艺界起一个好的带头作用”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原来，导演是在提前给她一个思想准备，柔术的服装设计他们早就考虑好了，希望她能按照导演的意图来执行。
导演的说服工作应该说是合乎艺术原则的。可夏菊花因长期受到封闭式的管教，一时半会儿还转不过弯来，她坚持要把服装再改得宽大一些。导演尊重她的意见，在原来样式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改。这样，夏菊花才无奈地穿上新改制的服装进行了拍摄。
新中国第一部反映杂技艺术的纪录片《中国杂技艺术表演》经过北影导演和摄制组全体工作人员的精心工作，很快拍摄成功，并获得有关部门通过，陆续在全国各大城市电影院发行放映。该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观众纷纷热情地给夏菊花写信，对她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武汉市杂技团门房每天都会收到寄自全国各地写给夏菊花的信函。
随着影片《中国杂技艺术表演》在全国放映，夏菊花的名字不胫而走，从武汉走到了大江南北，走遍了城镇乡村，从此，她成了真正的、知名度很高的艺术明星了……
第一个“出访年”
在夏菊花的艺术年表中，1956年是她的第一个“出访年”。
年初，武汉市杂技团一行数十人再度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夏菊花作为慰问团成员，又一次踏上了朝鲜这片她所熟悉的土地，又一次见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们可亲可敬的笑容。1953年7月27日，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从1954年9月起，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陆陆续续分期分批回到祖国。相对平静的环境，增大了慰问演出的场次。
一天，夏菊花突然患了感冒，团里的领导对她说：“菊花同志啊，这次到朝鲜慰问，你每场都演，太辛苦，太累了！感冒了，你就休息两天吧。”
执拗的夏菊花说：“那怎么行呢？人家志愿军战士上了战场，还轻伤不下火线哩！我这点感冒算什么？我演！”
团领导知道夏菊花的倔强脾气，为了让她好好休息，就派人把她的演出服装给偷偷藏了起来。
夏菊花化好妆，临到她的节目上场时，却找不到演出服，这一下可把她急了好一阵子，她急中生智地找到另一套服装穿上，照样登台参加了演出。
演出完了，也许是出了点汗吧，夏菊花感到浑身轻松了许多，她以为感冒已经过去，有人邀她陪人民军战士去看露天电影，她也就去了。谁知越坐越冷，越坐越坐不住，大伙急忙把她送回到了住地。
夏菊花躺在床上发起了高烧，盖几床厚棉被还直打哆嗦……朝鲜人民军战士急坏了。他们眼看自己喜爱的中国演员病成这个样子，急得无计可施，立即报告了人民军首长。
人民军首长马上下令：“快！快用吉普车把中国杂技演员夏菊花同志送往平壤治病。”
夏菊花住进了平壤人民军医院。
朝鲜人民军医院给夏菊花又打针，又服药，又输液，使夏菊花的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
夏菊花因连日演出疲劳，加上重感冒、打摆子，身体十分虚弱。第二天，人民军医院的医生们把夏菊花转到条件较好的“特别病房”治疗静养。这里的病房，大多住的是苏联专家。
夏菊花受到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心里有说不尽的激动。为了表达对朝鲜人民的感激之情，她在病愈之后，经中朝双方有关负责同志研究同意，她十分乐意地把自己在柔术表演中的技巧，无私地传授给了朝鲜杂技演员，为朝鲜培养出了最早演出柔术的表演人才。
朝鲜副首相崔镛健为表达朝鲜人民对中国赴朝慰问团的感谢，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并热情接见了夏菊花和武汉杂技团全体赴朝人员，还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夏菊花从朝鲜回到武汉不久，又有一件天大的喜事使她终生不能忘却，她在武汉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她最敬仰的领袖毛泽东主席。
1956年5月下旬，毛主席从长沙来到了武汉。
6月1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回到东湖住所，写下了气壮山河的伟大诗篇《水调歌头·游泳》。
毛泽东主席挥笔作诗后，兴致未尽，又到洪山大礼堂观看了演出。在那里夏菊花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这天，毛主席身穿白衬衣、黑长裤、黑布鞋，手中还潇洒地摇着一把黑纸扇。夏菊花看到毛主席春风满面、神采飞扬的慈祥笑脸，激动得心都快跳了出来……
夏菊花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后不久，便与武汉杂技团另一位演员一起奉令进京，随中国杂技团赴西欧八国演出。这次出访以中国杂技团为班底，另外，从武汉、上海、重庆杂技团抽调了部分演员和节目。团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的柳夷，副团长是中国杂技团的袁声，秘书长赵忠，翻译、会计及负责行政工作的均是海军文工团的同志。大家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当好文化使者，完成好中国杂技首赴西欧八国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集训期间，夏菊花与大家一起参加了一系列政治理论、外事纪律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等方面的学习，在政治思想上进一步武装，这对于出访人员是一次重要的必修课，夏菊花从学习中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与此同时，出访团的编导人员对夏菊花的出访节目《顶碗》，重新进行了编排。
夏菊花的《顶碗》，原来由她一人主演，这次增加了一个男演员，名叫陈焕本。节目中她与男演员是姐弟关系，在表演技巧的同时为节目增设了许多有趣的情节——乡村的傍晚，“村姑”迈着轻盈的小步，出现在舞台上。她从弟弟手中接过一只又一只瓷碗，一只一只往头上顶。站在一旁的弟弟担心瓷碗会从姐姐的头上摔下来，一直忐忑不安，他左扶右接，把观众的心一下子给揪了起来，全神贯注地观望着那头上码得高高的一叠碗……姐姐好像是在有意逗弟弟玩似的，左一扭，右一扭，更增加了紧张气氛，产生了艺术悬念。
紧接着，姐姐一路笑，一路跑，在音乐旋律的烘托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既惊险又有很大难度的优美动作。这种人物化、情节化、情绪化的杂技艺术改革，使原有的节目更加多姿多彩、引人入胜。
当出访西欧的杂技节目在首都天桥剧场审查，向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和专家作汇报演出时，夏菊花主演的《顶碗》受到一致好评。大家认为这个节目经过重新编排后，更有情趣、更有层次、更有技巧了，不仅中国观众喜欢看，也一定会受到外国观众欢迎的。
夏菊花带着新编排的《顶碗》从北京出发，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途经莫斯科，停留了一天。晚上，夏菊花一行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小剧院观看了著名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这是夏菊花从艺以后第一次观摩世界名剧。
离开莫斯科后，夏菊花随团南行，先后到达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中部和西北部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随后去往法国、瑞士、英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这些与中国社会制度完全不相同的西方国家。
出于外事活动的需要，出访团领导要求女演员们外出都要化点淡妆。日常生活中一贯朴素、从不涂脂抹粉的夏菊花，却仍然是像在国内一样，保持着她的本色和自然美。
团长柳夷对她说：“菊花同志，我们出访欧洲是为了宣传中国文化。外国女性化妆参加社会活动是一种礼节，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要求女演员化妆是外事活动的需要，也是入乡随俗，你应该和其他演员一样化点淡妆才行！”
柳团长的话，使夏菊花认识到了，哪怕化妆这点小事，也关系到中国人的礼节和民族的精神面貌，真是“外交无小事”，事事都得严格按组织的要求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呀。从此以后，从“出门化妆”这些小事开始，夏菊花事事都按领导要求去做，她将“服从外事纪律”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中国杂技艺术团的八国之行历时8个月，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度过的，面对灯红酒绿的西方世界，面对因为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截然不同带来的种种隔阂，这位来自旧社会底层的中国农村姑娘将如何对待呢？夏菊花面临着一次新的考验。
初识法兰西
八国之行的第一站是南斯拉夫。紧接着，夏菊花随中国杂技团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国家——法兰西共和国。
1956年深秋时节，夏菊花第一次踏上法兰西的土地，她和她的同行者们感到非常陌生，一种莫明的压力让他们对演出的前景感到难以预测。
当时，中法尚未建交，通过民间渠道进行的商业演出，结果会如何？谁都没有把握。
中国杂技艺术团在巴黎的首场演出还算正常。可是到了第二天，政治风波突然袭来，连后台小卖部的售货员都开始举行罢工了，街面上四处都是打着火把游行的人群。在一片混乱之中，中国杂技艺术团领导立即召开了全团的紧急会议，指出：不管怎样乱，我们的演出不能中断！只要有观众，我们就要坚持演出，而且还要保证演出质量。全团同志要团结一心，坚信杂技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杂技艺术的魅力是一定可以吸引法国朋友的。
演出要坚持，安全更不可忽视，一定要防止反华分子乘机破坏演出，甚至对演出团的成员进行挑衅和攻击。
为了保护演职员、特别要保护女演员出入剧场时不发生意外，艺术团临时制定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每位女演员都安排了两位男演员保护。夏菊花的保护人是口技艺术家周志成与乐师丁乐。夏菊花每天由周志成、丁乐一左一右地保护着走在巴黎的街头。走近剧场时，他们发现巴黎的不少华侨也在暗中为中国演员们放哨，密切注视着动向，生怕中国同胞在动乱中受到伤害。夏菊花看到这一切，内心十分感动。一连20多天，中国杂技艺术团天天演出。
在20多场的演出中，夏菊花的《顶碗》场场必演。法国观众与当地侨胞对中国杂技的好感渐渐传开了，观众越来越多，十分踊跃，每场的上座率直线上升，居高不下。这种场面使中国杂技艺术团的上上下下深受鼓舞。
一天演出结束之后，两位老华侨来到后台找到夏菊花，他们要把一条漂亮的头巾和一瓶高档的法国名牌香水送给她。
夏菊花一时为难，不好接受他们的礼物。
一位老华侨说：“这是我们海外华人的一点心意，我们能见到祖国的亲人不容易，请你收下留个纪念吧！”
夏菊花看了看身旁的柳夷团长，向他投去了征询的眼光。
柳夷团长爽朗地说：“菊花，收下吧！”接着，他又转身对两位老华侨发出了热情的邀请，他说：“我们中国杂技艺术团在巴黎的20多天，得到了法国朋友和华侨同胞的大力支持和百般关照，为了表达对华侨同胞深情厚谊的衷心感谢，我们决定明天专门为巴黎的中国华侨同胞演一场，请二位届时大驾光临，并请代我们向你们的家人及侨胞朋友致以亲切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两位老华侨千恩万谢，感激不已。
在法国演出期间，虽然局面混乱，时而还有反华势力蠢蠢欲动，但是，旅居法国的广大华侨同胞用他们的爱国心、思乡情支持和保护了中国杂技艺术团，夏菊花和她的同事们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亲身体验到了新中国对海外华侨的强大感召力。
夏菊花这次随团访法演出，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在众多的法国友人中，结识了演出商隆布罗索。
隆布罗索是一位中国通，时年33岁，他创办了法国隆布罗索演出公司。
由于这位法国演出商特别酷爱中国文化，他和他的公司便成了法国与新中国文化交流最早的开拓者。1955年，他便接待了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率领的中国上海京剧团成功访法，将中国的国剧介绍给了法兰西人民。时隔一年，他又排除种种干扰为中国杂技艺术团访问法国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次，夏菊花与他相识，两位相隔万里的异国好友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他们携手推进着中法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中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不断发展。
夏菊花第一次在法国演出，年仅19岁，由于她精湛的技艺和青春的活力，在法国观众中传递了东方美的神韵，一位金发碧眼的法国小伙子，竟然因此着了迷，他在连续看了夏菊花的几场演出后，居然向夏菊花发出了求爱的信息。
这天，小伙子收拾打扮一新，特意买了一束鲜艳的玫瑰花，寻找到了中国杂技团下榻的宾馆，他要亲自向夏菊花献花。
夏菊花面对陌生的法国小伙子不知说什么才好，法国小伙子倒挺有勇气，他毕恭毕敬地用双手把花献给夏菊花，没说什么话就转身离开了宾馆。
她身旁一位年纪大一些的同事对她打趣说：“菊花，你知道这位法国小伙子为什么给你献花吗？”
“为了表示中法人民的友好哇！”夏菊花坦然地回答说。
这位同事神秘地笑了起来，逗她说：“不仅仅是表示友好，人家这是在向你求爱哩！”
“什么？求爱？”夏菊花瞪大了眼睛。
“对，求爱！法国人给异性送玫瑰花就是求爱的表示，如果你接受了他送给你的玫瑰花，就说明你同意了他的求爱。”
夏菊花一听，吓得满脸通红，连忙将玫瑰花扔在了地上，把周围的人都逗乐了。
夏菊花羞涩地说：“我哪里知道国外还有这么多讲究，看来以后要多长几个心眼哩。”
从苦难的底层走出来的夏菊花就是这样的朴实单纯。
在另一个世界里
八国之行，除第一站南斯拉夫外，其他七国均为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这些国家与“百年魔鬼舞翩跹”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相比，无论从经济上、人民的生活水平上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夏菊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对笔者说：“要说走出国门看世界，我们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使者。当时，灯红酒绿、满街霓虹闪烁的西方世界，对于长期封闭在贫穷落后环境中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好比一场梦游！”而年轻的夏菊花第一次走进另一个世界，她对那里的繁华不卑不亢，她对担当文化使者的神圣任务尽心尽职，她甚至面对那里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高楼，心中燃烧起了“一定要为改变祖国的落后而努力”的新的激情！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品格呀！
结束了法国巴黎的演出后，夏菊花随中国杂技艺术团抵达了英国首都伦敦。深秋来临，为了在外事交往活动中不至于让女演员受凉感冒，团里决定要给夏菊花等几位年轻的女演员添置秋装——样式是中国传统的旗袍，面料是紫色的金丝绒。而在英国，西服西装裁剪师到处都有，唯独找不到会做旗袍的服装店。经过四处寻找，终于在伦敦一条偏僻的小街上找到了一位自称会做旗袍的华侨。这位热情的华侨为夏菊花等几个中国姑娘一一量好尺寸，谁知这位华侨在制作时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旗袍的对襟本应开在右边，这位华侨师傅却开在了左边。这可怎么办呢？从时间到经费都不允许重做了。没有办法，夏菊花只好将弄错了的左缝缝了起来，又买来发光闪亮的精巧亮片点缀在缝好的左缝上。这样一来，金丝绒旗袍反倒显得更加光艳夺目了。夏菊花在英国及这次出访的其他国家，都是将她亲手改制的这种旗袍作为“礼服”，穿着它参加各种外事交往活动，拜会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她很喜欢这种颇具民族特色的服装，不是有重要活动，平时还舍不得穿它哩。
夏菊花的《顶碗》在英国伦敦演出时反响热烈，超乎寻常。
在伦敦的一场演出中，夏菊花在鲜花和掌声的簇拥下走到后台，恰好遇上一位走向后台的英国观众。这位好奇的英国观众显然对夏菊花的绝技感到实在不可思议，他把夏菊花表演时用的碗挨个看了一遍，发现这种瓷碗与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各种碗并无二样，更没有特殊的“机关”可以把碗拴牢，他惊叹地连连耸肩摊手，表示折服。他拿起一只碗，通过翻译对夏菊花说：“能够把这只碗送给我作个纪念吗？”
夏菊花只好委婉地微笑着谢绝说：“很对不起，这是我出国演出所用的道具，实在不能送给先生。不过，我们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江西景德镇是世界闻名的瓷都。我们欢迎英国朋友到中国来做客，到时候我一定送一套最好的瓷器给先生留作永久的纪念！”
英国朋友听完夏菊花的话，不住连连称谢道：“OK！OK！”
英国于1950年1月承认了我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6月，中英达成了互派代办的协议，两国只是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两国正式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是1972年3月间的事情。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夏菊花作为中国杂技团第一次出访英国的成员，不仅把最优秀的艺术带给了英国观众，同时也为发展中英关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许多观看过中国杂技艺术团演出的西方人士纷纷在报刊撰文说：“通过中国杂技精湛的表演，我们看到了中国丰厚的民族文化财富；通过中国杂技演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和他们的精神面貌，我们看到了新中国人民奋发向上、朝气蓬勃的昂扬气概！”
在演出获得成功的闲暇时间里，夏菊花攻读了前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演员的道德》，还观摩了卓别林的影片，她像海绵吸水一般，吮吸着前辈大师们的艺术营养，不断充实自己。为了增加知识，开拓视野，演出团也时而有组织地在英国参观游览，从美丽的泰晤士河畔到金碧辉煌的白金汉宫，从被誉为“艺术宝库”的圣保罗大教堂到世界时区起点的格林威治天文台，特别是伦敦有许多名目繁多的博物馆。
在博物馆内展出的一批中国文物面前，柳夷团长对夏菊花说：“这些，都是中国的国宝呀！解放前，因为我们祖国落后，所以常常受到列强的欺负，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鸦片战争割地赔款……
中国在近代史上遭受的许多屈辱都与这个帝国的扩张紧密相连，这些从我们祖国掠夺而来的珍贵文物便是历史的见证啊！”
又一日，夏菊花一行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威斯敏斯特宫前参观，柳夷团长对夏菊花说：“面对着英国的富有和强大，我们应该得到何种启示呢？那就是要下决心，努力使我们中国也富有强大起来，这个历史的责任如今已经落到了解放后的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了。菊花同志呀，你是从贫穷中走过来的苦孩子，你应该最有体会了，是吧？”
通过演出、参观、学习、讨论特别是柳夷团长的帮助启发，身在异国的夏菊花的思想越来越开朗，懂得的道理也越来越多，人生的坐标在她心目中也越来越清晰了。于是，在结束英国演出的前一天傍晚，她久埋在心底的一个愿望终于袒露出来了。
那天，她拽着柳夷团长来到离演出团住地不远的一个公园里。
“菊花同志，你今天喊我来这里，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对我说？”柳夷问道。
“是的！柳团长……我想向党支部汇报我的一些想法。”夏菊花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听得出来，她有些激动。
“好呀！”柳夷以一个领导、更是以一位长者的口吻说：“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就像在家里，对你父母说话一样，不要有什么顾忌！”
夏菊花一听到“家”“父母”，更是激起了心中的千层浪！“我哪有家！我的父母在哪里呀？”夏菊花的声音颤抖起来，“五岁那年我便没了自己的家，父亲在解放前夕就离开我了，我自己的母亲连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
夏菊花的一番倾诉如同放了闸的水一样“哗”地冲了出来，毫无思想准备的柳夷惊愣了，他一时显得手足无措。
“我的家就是杂技团，我的父母就是毛主席、共产党！”夏菊花继续倾诉着，“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夏菊花呀！特别是到了这里，我更觉得自己是属于新中国的！这里的一切再好，也是别人的呀，只有自己的祖国富强了，才会有我们美好的未来！所以，我下决心，将自己的一生交给祖国交给党，我要一辈子为祖国的富强去努力奋斗！”
一字字，一句句，都发自夏菊花的肺腑，柳夷被夏菊花的朴实和真诚深深地打动了。
“柳团长！今天，我请你来这儿——”夏菊花停顿了一会儿，说，“我是想，郑重其事地提出我的入党要求，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知道，你的这个要求，曾经向袁声副团长表达过。”柳夷有些激动地说，“出国团临时党支部议过这件事，我们认为，你是一棵好苗子，凭着你在解放前的苦难经历，凭着你这次出国的表现——特别是在这纸醉金迷的西方世界，你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十分肯定你的行为，并决定，由我和秘书长赵忠同志当你的入党介绍人，希望你在实践中接受党对你的考验！”
柳夷真诚的言语感动着夏菊花，她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和党组织对自己的殷切希望，她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第一次当了“外交家”
夏菊花在英国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以后，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了，不但演出认真，各国观众对她的节目好评如潮，而且谦虚谨慎，团结同事，连搬道具、管服装这些分外的工作她也常常主动承担。更让同事们对她刮目相看的是，从小腼腆、不苟言笑的夏菊花，居然在第一次出国中，担任起了“外交家”的角色。解放初期，“连笑都不会”的夏菊花，是如何在短短的三四年中登上了外交舞台的？而且出手不凡，给当地人民留下了广泛而深刻的印象，这就不能不提到这次西欧之行的比利时。
比利时的首都是布鲁塞尔，与邻国——荷兰、法国、德国、卢森堡、英国等国的首都相距都在二三百公里之间。在布鲁塞尔驻有几百个国际机构，名目繁多的国际会议经常在这里举行，因此，这座城市也被人们誉为欧洲的首都。
负有人民外交使节任务的中国杂技艺术团，便将访问比利时的演出作为了展开人民外交的重要舞台。
团长柳夷曾不止一次地提醒全体团员：“比利时和许多欧洲国家还未与新中国建交，与他们展开人民外交活动是中国杂技艺术团担负的重要使命，我们不但要通过演出与他们增加交流，而且要抓住一切机会与他们沟通感情，为架设中欧之间友谊的桥梁添砖加瓦，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同志都争取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作出贡献。”
夏菊花牢牢地记住了柳夷团长的讲话，她不断问自己：“如何才能将党的号召变成自己的行动呢？作为一名青年演员，我在这方面怎样才能有所作为呢？”
夏菊花将心中的想法向党支部汇报了，柳夷团长微笑着对她说：“菊花同志，你时时都将演出团的使命记在心中，这很好！现在，有一个光荣任务正等着你去完成。”
“是吗？”夏菊花惊喜地睁大着眼睛问道，她预感到一项不平常的任务将落到自己的身上。
“比利时的议长胡思曼先生是周恩来总理的好朋友。”柳夷说，“我们已通过有关渠道与他取得了联系，他非常高兴接见我们，但前去拜访的人不宜太多，团里领导经过再三研究，决定派你和另外三位女演员与我一起前往胡思曼议长的官邸。”
夏菊花听到这里，欣喜若狂，立即表示：“组织上信任我，我一定努力完成这项任务。”
柳夷团长向夏菊花交待了一些有关细节和注意事项，夏菊花一一将它记在了一个小本上。
柳夷团长和夏菊花一行在翻译的陪同下走进了议长官邸，胡思曼议长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宾主一番问候和寒暄后，胡思曼议长兴致勃勃地带领他们参观了他的收藏品及墙上挂着的许多绘画作品。
在众多的绘画作品中，有一幅中国古代仕女的画像，胡思曼议长对中国客人说：“我很喜欢中国，更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你们看，一千多年前，贵国的画家就有如此精湛的画技，实在令人佩服。中国古代仕女温文尔雅，如果再有一幅中国现代女子的画像与之匹配，内涵便更加丰富了。”
“议长先生的这个想法可说是别具匠心呀！”柳夷团长赞赏道，“如果您乐意，我们中国的杂技女演员，非常愿意为此当模特儿。”
“这倒是个好主意！”胡思曼议长被提醒了，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在场的四位姑娘，最后，将目光落在了夏菊花的身上。
柳夷赶忙介绍说：“她是《顶碗》演员，名叫夏菊花。”
夏菊花有礼貌地向议长微笑点头致意。
“啊啊，我看过夏小姐的演出！”胡思曼高兴地伸出了大拇指，称赞道：“真是神奇美妙，不可思议。”
柳夷从议长的表情和谈吐中领会了他的心愿。回到住地后，柳团长立即让随同前去的四位女演员每人照了一张相，最后，选定了夏菊花的照片送给了胡思曼议长。胡思曼收到了夏菊花的照片后非常高兴，当即回赠了他本人坐在藤椅上的照片给夏菊花。几天以后，胡思曼议长还派来了一位女画家为夏菊花画像。他决定以夏菊花的画像作为中国当代女性的代表，与他保存的中国古代仕女画像相匹配，作为永远的珍藏。
这样，便产生了夏菊花与比利时女画家共同合作、共同谱写中比友谊的一段佳话。
当这幅画像送到胡思曼议长的面前时，胡思曼赞不绝口，他不但称赞女画家的画技，更赞美中国现代女性完美自信的美丽容颜。
这幅画真的成了中国、比利时友谊的象征，胡思曼议长将它珍藏了多年，一直到他逝世后，才由他的家人回赠给了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
这是夏菊花第一次与一位外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触交往。这位初涉外交领域，日后渐渐成长为“人民外交家”的年轻演员，虽然当时并无任何外交经验，但由于她的技艺超群，却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特别是她与胡思曼议长交谈时拍下的照片，竟被印在了火柴盒上，在比利时一传十、十传百……
人们拿着印有夏菊花和胡思曼议长照片的火柴盒，自然地联想起了中国杂技演员夏菊花，谈论起了与比利时万里之遥的新中国，传颂着中比两国人民“天涯若比邻”的真诚友谊。
向世界艺术高峰冲击
1957年年初，夏菊花随中国杂技团胜利而圆满地完成了赴西欧八国的出访演出任务，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作了汇报演出，夏菊花又回到了武汉。
她离开武汉时，只有19岁，出访西欧回来，已快满20岁了。
这年4月11日，江汉区委组织部一位部长兴冲冲地来到武汉杂技团，通过团领导找到夏菊花。
夏菊花对这位部长说：“部长同志，您找我有事吗？”
部长同志含笑说道：“有事！有一件大喜事要告诉你！”
夏菊花的心里“怦怦”直跳，她急切地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部长同志赞扬地说：“这次你随中国杂技团出访西欧八国演出，经受了各方面的考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你在英国伦敦向中国杂技团国外支部提出的入党申请，以及国外支部一致通过的决定材料，他们已经转寄给我们了。
经中共武汉市江汉区委批准，夏菊花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党龄从1957年4月11日算起。”
夏菊花激动得流泪了。她对部长坚定地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了。我的愿望实现了，我真的很激动。
请组织上放心，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夏菊花，我要把一切献给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从出国到加入共产党，不到一年的时间，夏菊花长大了、成熟了，她从一个只知道演杂技的女演员，成长为一名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了。出国演出的锻炼，更使她接受了新的思想、开阔了视野。加入党组织，使她进一步明确了人生的坐标，确立了奋斗的方向。
夏菊花入党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她再次被借调到中国杂技团，准备出席这次国际盛会，并向世界杂技艺术高峰发起第一次冲击。
这是夏菊花为国争光的一次良机，也是对她的技艺的一次最严格的检验。
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规模之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空前的，除当时的西德外，世界各国都派有代表参加。参赛节目丰富多彩，中国除杂技外，还有京剧、粤剧等戏曲节目在莫斯科舞台上亮相。
中国杂技团于1957年7月离开北京前往苏联。一路沿途在西伯利亚等城市巡回演出，历时一月，方才抵达莫斯科。
联欢会的中心赛场设在莫斯科大体育馆，夏菊花参赛前在这里观摩了一场苏联马戏团的精彩演出。马戏团的人民演员波波夫充满机智、极富幽默感的滑稽表演，松弛了她大赛前一直绷得很紧的神经，更给予了她参赛的种种启示。她一方面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夺取金奖，为国争光；另一方面她也感到要像波波夫那样，表演时要轻松自如，不能过于紧张。她不断提醒自己，作为一名杂技演员，不仅要有过硬的基本功，而且必须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舞台上每一个动作都应该规范到位，该直立的动作一定要像雕塑一样挺立，该柔软的动作一定要像棉条一样松软。尤其是面部表情，要笑得像花一样美丽自然，还要十分注重与助演的合作默契，与观众的交流融合……
善于学习吸收别人艺术长处的夏菊花，通过观看苏联与其他国家的艺术表演，调整好了竞技前的心态，做好了角逐拼搏的准备，真是万事俱备，只待现场如何发挥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莫斯科这座美丽的大都会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公园。中国青年艺术代表团的比赛场地设在高尔基公园。观众席前排，端坐着来自各国的评委，评委面前摆放着评分记分的大本子，那种阵势对参赛者来说，无疑增添了一种精神上的压力。
夏菊花毕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心里多少有点紧张。可正是在这一天，她收到了一封来自武汉杂技团的信函。信中，杂技团的领导以热情洋溢的话语，代表全团同志给夏菊花鼓劲加油，预祝她取得优异成绩。夏菊花仿佛看到了同志们一张张殷切的笑脸，一股热流涌上她的心头，这封信像春风吹暖了她的心，像春雨滋润了她全身的每一个关节。
她带着武汉杂技团全体同志的嘱托和期望上场了。
夏菊花一出场，她那美丽动人的笑容，她那轻盈如浮云的台步，她显示的自信，她焕发的朝气，立即让全场观众瞠目结舌！观众席内，静得如无人之境。
夏菊花从容应对，在悠扬的乐曲声中，她与助演陈焕本配合默契，将12只大瓷碗一个一个放在头上，圆场、搬腿、探海、晃托、起顶……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优美动作，赢来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夏菊花艺惊四座，她的精彩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捷报传来——夏菊花的《顶碗》获得了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金质奖章。评委会主席甚至这样夸奖说：“凭她出场的一笑、一亮相，我就想给她打金奖分。”
这是夏菊花获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也是我国杂技艺术在国际艺术舞台上第一次获得的最高荣誉。
捧着金牌，载着荣誉，夏菊花回到了江城武汉。此时，她的名字早已传遍了武汉三镇，街头巷尾都在传颂着她创造的辉煌，人们渴望着亲眼目睹这位获得国际金牌的江城女儿的飒爽英姿。
这一天终于到来。在纪念1958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会上，组织上决定请夏菊花登台亮相，一方面是应广大市民要求作一次汇报演出，更重要的是，选择这一特别的日子请夏菊花演出，是为了以此鼓舞全市妇女在各自岗位上像夏菊花那样勇创奇迹。
可是，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
在各界妇女代表的热切目光和热烈掌声中，夏菊花移动着矫健的身姿，迈着轻盈的台步，如同一只春燕飞上舞台，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笑容都引起观众极大的反响。正当全场观众沉浸在艺术的陶醉中时，夏菊花刚练就的新动作“单层双飞燕”出了问题，她身子一晃动，头上的碗塔突然歪倒，一个个瓷碗摔碎了！顿时，观众一阵惊叹，一阵惋惜，紧接着全场出现了好久好久的可怕的沉寂！这场十分重要的演出竟以失败告终，观众们对夏菊花热切的希望变成了失望和惋惜。面对舞台上瓷碗的碎片，夏菊花的心也快碎了。
如同蒙受了一次奇耻大辱，夏菊花好几天都没能从这次失败留下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此时，团长和许多同事、还有一些观众纷纷前来看望她，这个说：“菊花同志，不要太难过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嘛！”那个说：“吸取教训，坏事就可以变成好事的。”团长更是鼓励她说：“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真是字字深情，句句深爱，领导和同志们关心的话语再一次温暖了夏菊花那颗已经受了伤的心，使她从痛苦和茫然中惊醒过来，她问自己：“夏菊花呀夏菊花，在挫折面前，难道你就这样趴下了吗？不，不，不！同志们说得对呀！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呀！”
夏菊花从迷茫中走了出来，她冷静地思考“单层双飞燕”失败的教训，她认识到，归其原因，还是回国以后练功少了。夏菊花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艺术是无情的，掺不得半点假，更偷不得一丝巧，只有踏实苦练，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夏菊花痛定思痛后，在日记本上写上了12个大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零开始。
这便是“三八”节摔碗给夏菊花带来的人生启迪。从此以后，她将获得国际金牌的时刻当作了新的起点，她重新扬起了生命的风帆，朝着无涯的艺海进发了……
杂技艺术的每一个节目，达到一定高度后欲再提高，难度是非常大的。特别像《顶碗》这样获得过世界金奖的节目，要再创新、再提高，其困难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了。特别是夏菊花，当年她已年过20岁，对于一名杂技演员来说，练功的最佳年龄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此时再练难度大的新技巧，谈何容易。可是，坚韧不拔的菊花却知难而进，她决心要向生理极限挑战。
她首先认真总结了《顶碗》的艺术特征，废寝忘食地从生活中获取创作的灵感，又从其他艺术门类中汲取营养，经过反复、艰难的试验，终于构思设计并练出了“单飞燕”“双飞燕”“双层双飞燕”“双层双飞燕拐子顶”等崭新的动作，使《顶碗》年年有创新、年年有发展。
特别是1960年，年过23岁的夏菊花，竟向自己提出了一个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难题——让头顶上的碗塔离开头部！夏菊花想，如果双脚从背后曲卷过来，双脚的脚面便可以夹起头部的碗塔，将碗塔送向前方！这个动作虽然难度极大，但却十分优美，而且可以全面展示演员腰、腿、顶的功力……
当夏菊花向同事们说出这一想法时，许多演员都感到不可思议。杂技团艺术委员会的一位委员甚至说夏菊花完全是在瞎想，还说“如果练出来，我把名字倒着写”……
可是，武汉杂技团的领导们却非常欣赏夏菊花敢想敢为的精神，极力鼓励她大胆创新实践，他们说：“艺术创新就得从敢想开始。杂技艺术的发展，就应该敢于向生理极限挑战。”
夏菊花在领导的支持下，开始向新的艺术高峰冲击了。经过三年的艰难、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夏菊花终于将这个被人称为“异想天开”的新动作搬上了舞台。
1963年，在民众乐园的舞台上，夏菊花第一次将“脚面夹碗”的高难动作奉献给了武汉观众。
当这个高难动作出现时，全场观众全神贯注，场内鸦雀无声。
可是，夏菊花第一次表演“脚面夹碗”时失败了，观众屏住了呼吸，紧张地期待着……第二次冲击又失败了——此时观众席发出了轻轻的唏嘘声，有的观众吓得用手挡住了眼睛，有的观众轻声说：“别来了，出了问题怎么办？”有的观众说：“她会再来一次的！”
台上，夏菊花全身心地投入向新动作的冲击之中，她全然不顾观众的反映，丝毫没有退却之意！夏菊花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又开始了第三次冲击——只见她双脚慢慢地曲卷身后，然后触及到头顶上的碗塔，脚面夹着碗塔离开头部，伸向空中……顿时间，观众席爆发出了春雷般的掌声！那场演出后，夏菊花收到了一位观众的来信，信中说：“菊花同志，你精彩的表演不但让我们欣赏了艺术的美，而且，从你三次冲击中，我们受到了鼓舞，你让我们懂得了，一个人应该如何面对困难！谢谢你！”
三年以后，融入“脚面夹碗”的《顶碗》，被选入电影《春燕展翅》中，它标志着夏菊花勤奋创新的新动作载入了中国杂技的史册。当陈毅元帅在北京审看出国访问的杂技节目时，他看到“脚面夹碗”的新动作后，发出了这样的惊叹：“绝了，绝了！”
苦练、失败、成功，挫折、拼搏、不断创新、永远从零开始、走向辉煌……夏菊花杂技艺术的风格就是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形成的，她不但体现着可贵的菊花精神，而且向人们昭示着人生的真谛！
我想有个家
夏家——对于从小失去家的夏菊花来说，毕竟还是她的一个“家”。在那里，留有她辛酸的回忆和从艺的种种艰辛。但是无论如何，从夏菊花记事的年龄开始，夏家的人曾经伴随她一起走过了15年的人生之路，更因此使她与杂技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经济上，解放前，夏菊花虽是以自己的血汗，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生存了下来，但她端的毕竟是夏家的饭碗。
从1956年以后，夏菊花才真正地独立领工资，每月给夏家交15元的生活费。随着夏菊花年龄的增长，在社会潮流的冲击面前，这位夏家昔日的“押子”早就盼望着独立生活了。特别是1957年夏菊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她更是渴望着告别夏家，全身心地投入到集体的怀抱之中，按党的要求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在1958年，她从世界青年联欢节归来之后，便向养父养母正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菊花打好了行装向夏家的家长们作最后的告别。
养父夏群、养母郑秀英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但离别总是让人心情有些沉重的。
“唉，俗话说得好，女大不中留呀！”郑秀英无奈地说，“何况是养女呢。”
“走吧，20岁了，该独立生活了。”还是夏群显得开朗大度一些，他以一个长者的口吻对夏菊花说，“出去后，一个人要学会照顾自己，特别要记住，自己是个杂技演员，别忘了天天练功。”
“我不会忘记练功的。”夏菊花平静地说，“请放心！”
一旁的夏群向她使了使眼色，示意她走。
夏菊花边说边提着简单的行装向门外走去。她就这样告别了夏家，迎着春天的阳光，朝着宽敞的大路走去了……夏菊花告别夏家后，搬进了汉口岳飞街的杂技团宿舍内，从此，她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在集体的大家庭里，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帮助下，夏菊花拥有了属于她自己的独立的生活空间、独立的练功空间、独立的学习和对艺术的想象空间，《顶碗》的创新、加工、提高的许多高难动作都是在这里应运而生的。
1958年，武汉杂技团首次组团，独立执行国家指派的外交和文化交流任务。5月至12月，武汉杂技团以夏菊花为代表的整齐演员阵容，先后出访了蒙古、苏联、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时间长达8个月。
第一站到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蒙古于10月16日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是最早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杂技团访问蒙古演出时，蒙古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达姆巴等党政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对新中国成立后杂技艺术的飞速发展，给予了高度赞扬，并以蒙古部长会议的名义，给中国武汉杂技团颁发了荣誉奖状。
中国武汉杂技团出访的第二个国家是苏联，这是夏菊花继1957年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后第二次访苏。时隔仅1年时间，夏菊花再度出现在这个国家的舞台上，不少观众一眼就认出了她。夏菊花经加工提高后的《顶碗》让他们看得目瞪口呆，阵阵惊呼！夏菊花的汗没有白流，创新的努力没有白费，她又一次征服了苏联观众。为了祝贺夏菊花等中国杂技演员的艺术成就，苏联政府给中国武汉杂技团的每一位演员都颁发了一枚“苏联三级奖章”。
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首都布达佩斯的舞台上，也留下了夏菊花《顶碗》的优美身姿。
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夏菊花的名字和中国杂技连在一起，广为传颂。
武汉杂技团从初夏离开祖国，历时8个月，当胜利返回武汉时，武汉三镇已是北风阵阵，白雪飘飘，一个寒冷的冬天来临了。
在几年频繁的出访演出中，夏菊花每到一处都掀起了友谊的热潮。在掌声和鲜花中，夏菊花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地向各国观众频频招手，但是，当大幕落下，掌声远去时，在寂静的异国深夜中，夏菊花却常常陷入孤寂之中。
如今，她回到了武汉，又把“家”从岳飞街搬到了鄱阳街。每逢休息日，特别是佳节的时候，与夏菊花一起的同事们，有的一家团聚，有的回乡探亲，尽情享受着亲情之爱、天伦之乐。
而夏菊花呢？不管是在岳飞街、还是鄱阳街，出出进进都只有她一个人。
她搬出夏家，开始独立生活的第一个冬天，她更是感到孤独带来的惆怅，夏菊花只能把内心的渴望深深地埋藏着，每日勤奋练功从不间断。因为她非常明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其实，武汉杂技团党组织早就发现了夏菊花心中的隐痛与渴求，正在千方百计帮她寻找早已失去联系的父母等亲人。只是没有告诉她，一切都是在暗暗的进行中。
一封又一封的调查信，早已寄出去了。
她的母亲吴巧云接到了武汉的多次来信，终于启程从安徽老家赶到武汉探望女儿来了。
一个晴朗的上午，夏菊花正在练功场拿顶、下腰，与她的助演长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排练着《顶碗》中的每一个动作，直练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这时，团里一位领导走进练功场，笑容可掬地对她说：“菊花，请你到民众乐园管理处去一趟。”
夏菊花抹着头上的汗水问：“有什么急事吗？我正在练功哩。”
这位领导同志说：“快走吧！你去了就会知道的。”说着，他给夏菊花披上了衣服。
夏菊花边穿衣服边往外走去，她一路走一路想：“会是什么事呢？会不会又是有什么特殊的出访任务呢？”
夏菊花走进管理处，只见一位身穿蓝阴丹士林上衣和黑色裤子的中年妇女正在急切地等待着她的到来。
领导问：“菊花，你还认识她吗？”
夏菊花仔细端详着眼前的这位妇女：中等身材，面目姣好，一双眼睛大大的，只是历经沧桑，已失去了光泽，似乎患有什么眼病。她是谁呢？夏菊花对这位中年妇女似乎一点印象也没有。她望着团领导连连摇头说：“不认识，真的，我一点都不认识，她……她是谁呀？”
“她就是你的亲生母亲——吴巧云！”团领导亲切地告诉她说。
夏菊花的脑子里“轰”的一下响了起来，难道眼前的这位农村妇人，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妈妈”么？
菊花再次凝视眼前的妇人，从她的面容中寻找与自己相像的地方，她的脸庞轮廓、她的眼睛、她的鼻子、她的嘴唇……她终于发现自己的脸庞与眼前这位妇人确有几分相似。莫非她真是“妈妈”？但一时还不敢相认。
在夏菊花辨认妈妈的同时，吴巧云也在辨认女儿。人说女大十八变，虽然一转眼，16年过去了，俗话说，知女莫如母呀，做母亲的很快就认出了眼前站着的这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就是她的亲生女儿——徐菊花。
吴巧云走到夏菊花的跟前，用她那浙江口音文静地说道：“菊花，你还记得你爹带你走的那天，妈妈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吗？”
一句话将夏菊花的思绪带到了16年前，离别好像就在昨天，她的眼前朦胧地闪现：老树下，古道旁，妈妈在哭泣……
虽然，菊花已记不清母亲的音容面貌，但是她记住了母亲穿的衣服——上身的衣服是蓝色的，下身的裤子是黑色的……
吴巧云说：“菊花，你看，妈今天穿的衣服颜色是不是和你离开那天一模一样的？”
夏菊花从上至下又看了看吴巧云，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原来，母亲也和自己一样，把她与女儿分别那天穿的衣服的颜色，一直深深记在心里。今天，她又特意穿上这两种颜色的上衣和裤子来认女儿，以便引起女儿的回忆……
此情此景，似梦非梦！顿时，夏菊花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流了下来，她轻轻喊了一声“妈妈”后，扑倒在吴巧云的怀里。
吴巧云紧紧地抱住了女儿，生怕被别人再夺走似的。她不住地喊：“女儿呀……乖乖呀！16年了，妈想你快想疯了呀！”
16年的辛酸苦愁，就像电影镜头一样，一幕一幕又浮现在夏菊花的脑际。她满含泪水，仰望着母亲，哭泣着说：“妈妈……我……我也想你呀，晚上做梦都在想你呀！我的好妈妈，这些年来……你受苦了！受苦了啊！”吴巧云、夏菊花母女16年重相聚的情境，让周围的领导和同志们也都感动了，他们含着眼泪，笑着对夏菊花表示祝贺。
夏菊花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笑着向团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感谢，她说：“谢谢团领导为我找到了母亲，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提前先告诉我一声呢？”
一位团领导笑着回答说：“这是因为我们怕万一找不到，会使你更加增添思念亲人的痛苦。如果一旦寻找到了你的亲人，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不是更好吗？”
夏菊花破涕为笑，笑得像一朵绽开花瓣的秋菊……
才相聚又离别
久别重逢，如临梦境，夏菊花的人生缺憾此时才似乎得到了一些补偿。她将母亲带进了自己的宿舍，又将房间认真地布置了一番，她在努力营造着一个“家”的氛围，寻找着“家”的温馨。
母女俩整夜叙说着，叙说着两代受苦人别离后的种种遭遇。母亲告诉女儿，自打菊花随父亲徐造钱离家后，家里更是穷得揭不开锅，小妹给人当了童养媳，奶奶病饿而死，徐造钱杳无音信。无奈之下，可怜的吴巧云只有改嫁了一个姓雷的男人。好在这个男人还能善待吴巧云，她已为雷家生育了两个女儿……
夏菊花听了后，心境非常复杂——她为母亲的苦难命运而痛心，也为自己的失落感到一丝悲凉，更为母亲在无路可走时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地而感到慰藉。她心中想，母亲已经有了一个新家，与母亲重聚的时日也许不会很长，自己应该分外珍惜。
夏菊花听母亲说，她患眼病已经多年，夏菊花赶忙带母亲去医院诊治，结果被诊断为白内障，她赶紧安排母亲住院治疗，以此尽自己当女儿的一片孝心。
1959年，即将去阿富汗、斯里兰卡作访问演出的武汉杂技团集训开始了，夏菊花只有白天训练，晚上到医院陪伴母亲。为了彻底治愈母亲的眼病，夏菊花又将母亲从市八医院转到协和医院治疗。
出访的时间已经临近，可是吴巧云的病情还未痊愈。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夏菊花整夜陪伴母亲，久久舍不得离去。
“菊花，你安心地走吧。”吴巧云说，“不用记挂我。”
“妈妈，真对不起！”夏菊花柔声地对母亲说，“16年再重逢，多难得呀！我真想多陪陪您，可是——”
“妈懂，妈懂！”吴巧云抚摸着女儿的手深情地说，“你已经为妈付出了很多很多。妈对不起你呀！妈生了你，可没能好好养你，没能给你爱……现在，我又成了家……”
“妈，您别说了！”夏菊花噙着眼泪说，“这都是旧社会给逼的，不是您的错，您永远是我的妈妈。”
“你能这样想，妈谢谢你！”吴巧云掉泪了，她久久凝视着眼前这个失散了16年的女儿说，“不知道你爸爸还在不在世上？”
“一直没有他的音信。”夏菊花深沉地说。
“如果有可能，你还是应该找找你的父亲。”吴巧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唉！他是一个好人呀，就是命太苦。日后，你要是见到他，你就对他说，我……对不起他！”
“妈，您别这么说，都是天下受苦人……”
“我是想，你父亲如果还活着，他今年应该43岁了。”吴巧云随着自己的思路想着说着，“他需要女儿陪在他身边，你也需要身边有个亲人。”
“妈妈，以后，我有了空闲时间，我一定会去寻找爸爸的。”夏菊花安慰着母亲，“我只希望您现在安心养病，等我出访回来，您的病也该好了，我们一起去照张相留个纪念。等我找回了爸爸，他要看到我们的照片，肯定会很高兴的……”
吴巧云笑了，她笑得有些苦涩……
夏菊花辞别了母亲后，又找到团里一位名叫陶国栋的同事，对他嘱托道：“这次出国，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住院的妈妈，我麻烦您代我照顾她，我每月的工资您代领后，第一件事先交党费，第二件事就是交母亲的治疗费和生活费……我拜托您了。”
夏菊花告别了生母，随团于8月来到了位于中亚细亚南部的内陆国家——阿富汗王国。
在阿富汗王国首都喀布尔，中国的杂技艺术受到热烈的欢迎，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在王宫亲切接见了中国武汉杂技团全体演员。阿富汗的一位海军将领将一枚珍贵的“阿富汗独立勋章”授予了中国最出色的杂技演员夏菊花。
结束了阿富汗王国的访问演出，中国武汉杂技团来到了锡兰（1972年8月16日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武汉杂技团到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首场演出前，还有部分道具在阿富汗没有运到斯里兰卡来。当时，班达拉奈克总理及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家人早早地来到了剧场。总理一家的亲临，给整场演出增添了更加热烈的气氛。每一个节目演出中，不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每一个节目结束后，又再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整个演出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班达拉奈克总理携夫人、孩子一起，笑容可掬地走上舞台，与团长孙川四和全体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尤其让人感动的是，班达拉奈克亲自给男演员一一献上鲜花花环，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亲自给每一位女演员献上花环，他们的孩子又活蹦乱跳地把一束束花环献给中国武汉杂技团的小演员们。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再一次激起了观众热烈的欢呼和鼓掌，他们站在座位上久久不愿离去……
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连续演出了一周，场场爆满。期里兰卡的《锡兰每日新闻》《太阳报》《每日太阳报》《雄狮报》等各大新闻媒体及广播电台，都对中国武汉杂技团在科伦坡的演出盛况、表演节目和著名杂技演员夏菊花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一时间，在斯里兰卡掀起了空前的“中国杂技热”。
离开科伦坡，中国武汉杂技团转到了另一座城市准备作巡回演出。仅仅才演出了一场，杂技团突然接到我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的紧急通知：“停止演出，迅速回国。”原来，斯里兰卡首都发生了一场突发的“政治事件”———班达拉奈克总理遇刺不幸身亡。
噩耗传来，中国武汉杂技团驻地一片沉默哀痛。夏菊花想到在科伦坡首场演出时，班达拉奈克总理带着夫人与孩子亲自给杂技团每一位演员送花环的动人情景，不禁悲从中来，她暗暗落下眼泪。鉴于班达拉奈克总理生前对中国的友好和对中国武汉杂技团的盛情，大使馆通知孙川四团长与夏菊花代表中国武汉杂技团全体出访人员，即刻参加班达拉奈克总理遗体告别仪式。说来也真巧，从来不太愿意穿黑色旗袍的夏菊花，这次出访恰恰做了一件黑色旗袍，她穿上这件黑色旗袍，便随孙川四团长到了遗体告别的灵堂。
在哀乐声声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夏菊花与孙川四团长向班达拉奈克总理遗体深深地鞠躬哀悼，含着泪水向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她的孩子们表达了全团成员和中国人民对她一家人的深切慰问。
自此以后，夏菊花与班达拉奈克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班达拉奈克夫人当了总理后，于1986年访问中国，她来到武汉后见到了夏菊花，两个人回忆了这段难忘的经历，班达拉奈克夫人还特地赠送给夏菊花一件首饰，以此作为友谊的象征、永远的纪念。
1959年，结束了南亚三国之行后，夏菊花随团回到了祖国。在昆明机场，她一下飞机便向前来迎接的同事询问：“我妈妈的眼病治好了吗？”
“治好了。”同事告诉她，“但她已经离开了武汉。”
夏菊花一愣：“怎么了，走了？”
“走了，她要我们告诉你，因为安徽老家还有两个女儿要她照顾，她不能等你回国了。”同事说，“她要你自己多加保重……”
“啊，啊！”夏菊花自言自语道，“我答应要和妈妈照一张合影照的。我和母亲不能没有一张合影照呀！”
是的，夏菊花和她的母亲至今没留下一张合影的照片，在夏菊花的心中，留下的只是幼年时母亲朦胧的印象和这次聚散匆匆的记忆。
在困难的岁月里
1958年的“大跃进”对我国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更使神州大地雪上加霜。粮食短缺，物资匮乏，新中国陷入了极度的困难中。
困难，给人民带来了痛苦；困难，给每一个生活在新中国的人带来了考验。从党中央的领导人开始节衣缩食，连毛泽东主席也不例外。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即使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也没忘了照顾知识分子，各省市都列出了必须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名单，夏菊花自然名列其中。作为一名体力消耗大、演出负担重、又值年轻需要增添足够营养的杂技女演员，确实十分需要政府给予的这一份特殊供应。可夏菊花不这样认为，她一方面感激政府对自己的照顾，另一方面，她目睹着周围的老百姓，特别是与自己一起练功的同事们每天吃着“三合粉”、喝着稀饭充饥时，她实在为政府对她个人特殊照顾感到不安。于是，她将发给个人的照顾物资拎到了食堂管理人员那里，对他们说：“将这些白米、油和肉放在食堂，给大伙儿吃吧！”
对于夏菊花的异常举动，食堂的大师傅很不理解地说：“菊花，这是国家照顾你个人的呀，你怎么……”
“绿林好汉还提倡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呢！
何况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夏菊花笑了笑说，“您代同志们收下吧！”
有一次，菊花拎着刚发下来的营养物资到食堂，一位好心的人小声对她说：“菊花呀，你对同志们这么好，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但是，不必每次都这样全部分给大家，你自己舍不得吃，也应该想着你那受尽了苦难的母亲，也应该对母亲尽一点孝心……”
“是呀，我何尝不想为妈妈尽自己的一点孝心呢？”夏菊花说，“但这些物资是政府用来支持我们杂技事业的呀，我怎么能以此照顾自己的家人呢？我想，我母亲也不会同意我这样做的。”
夏菊花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她的一生中，绝对不允许家人用自己的地位和名气搞特殊化，哪怕是一斤肉、半斤油这样的小事，她也不允许。她觉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使自己成为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
对同事，夏菊花充满了春天般的温暖，而对自己，她却十分严格，特别是对杂技事业，她更是一丝不苟，甚至到了一种严酷的程度。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夏菊花将自己应得的营养品分给了大家，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吃着“双蒸饭”，喝着萝卜汤，但却仍然坚持天天练功，有时练得浑身乏力、头晕眼花，还是不中断。她常对人说：“一天不练功，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功，对手知道；三天不练功，观众知道。”“台上几秒钟，台下千日功！”
在那困难的岁月里，有一件事给了夏菊花极大的震撼，那就是蓝长富之死。
蓝长富———武汉杂技团的一名优秀杂技演员，他曾经是夏菊花《顶碗》的助演，两个人长期合作，十分默契。在三年困难时期，蓝长富与许多同事一样，营养跟不上，又要承担强度很大的训练。在《跳板》这个节目中，要求演员从弹簧跳板上起跳后，凭着弹力弹向高空，还要在空中连续翻转，真是充满了刺激和惊险。
有一次，蓝长富与伙伴们一起排练《跳板》，他与往常一样，铆足劲踏上跳板后弹上了半空，不料，他还来不及在空中翻转，便一头栽了下来。同伴们惊慌地上前保托，没有接住，蓝长富头部落在台板上，顿时鲜血直流，失去了知觉。
团领导和同事们紧急抢救，叫来了救护车，火速将昏迷不醒的蓝长富送往医院，但终究因出血过多，伤势过重，蓝长富再也没有醒过来。
夏菊花闻讯后哭了！
全团同志都哭了！
蓝长富的离去，使夏菊花的《顶碗》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助演。蓝长富是夏菊花的第二任助演了，最开始的助演是内蒙杂技团的陈焕本，他曾陪伴夏菊花去莫斯科获得了《顶碗》的第一枚国际金牌，夏菊花经常说：“我的成功离不开助演的协同配合。”
蓝长富去世不久，领导上为夏菊花派来了第三任助演，这位助演不是别人，是夏菊花的妹妹——养父夏群和养母郑秀英的亲生女儿夏金船。若从一般情理推测，由于在夏家班子的恩恩怨怨，夏菊花和夏金船的关系难以融洽。但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她俩走到一起来了，而且将过去《顶碗》表演中的姐弟情，改成了姐妹情，通过一番磨合后，《顶碗》这一名牌节目更加增添了它的艺术感染力。
有一位名叫蔡正学的作家观看了夏菊花和夏金船着意翻新的《顶碗》，撰文对这个节目大加赞扬——赞扬《顶碗》的技巧，赞扬两姐妹在台上的默契。知道内情的人读了这篇文章后，自然会联想起舞台两姐妹背后的许多故事——昔日的姐妹怨，变成了今日的姐妹情，杂技艺术此时更显现出了她的无穷魅力。
又见父亲
1962年，夏菊花随武汉杂技团去福州演出时，经组织上的多方帮助，她见到了失散12年的生父徐造钱。她的生父自1950年从湖南与她分手后，彼此之间杳无信息。按说，夏菊花已成为杂技界名人，仍在杂技界从业的徐造钱应该知道夏菊花的一些情况，他完全可以从福建来湖北看看自己的亲生女儿。也许，解放前徐造钱把女儿作为夏家“押子”的经历，还在他脑子里留着阴影，他不大愿意再见到女儿的养父养母；也许是一生忠厚老实的徐造钱，不想给女儿添麻烦，希望她一心一意去搞艺术，不再为徐、夏两家不堪回首的往事去分心、去操劳……
在开往福州的火车上，夏菊花一直在思索着：这么多年了，父亲为什么不来武汉看我呢？
为什么连封信都不写给我？难道，他真的不知道我在武汉杂技团吗……
想着想着，夏菊花的思绪又回到了逝去的岁月——5岁时，父亲带着菊花去到夏家班；古道旁，大树下，父亲与母亲依依惜别；当着父亲的面，夏群夫妇让菊花改姓“夏”；菊花在夏家挨打受气，父亲在马棚内暗暗流泪；菊花被一根绳索吊上了老杆，当底座的徐造钱紧张得浑身发抖；小菊花在高空表演吊辫子，父亲在台上睁大了一双惊恐的眼睛；跑江湖的路上，小菊花摔伤了，徐造钱用口吮吸着女儿流血的伤口；13岁的夏菊花，眼巴巴地看着父亲牵着一匹小马，在一个女人的陪同下离去了，他们消失在茫茫的远方……
几多往事几多泪，几多牵挂几多情呀！往事历历在目，菊花心潮难平！
突然，一声火车的笛鸣，将深思中的夏菊花唤醒，伙伴们告诉她：“福州火车站到了。”
夏菊花如同触了电，她蓦地站起，她的目光转向了车窗外的月台，她多么想在月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捕捉到父亲的身影呀！
可是，夏菊花没找到父亲。
下了火车，夏菊花仍然在人群中搜寻着。
突然，她发现团领导在与前来车站迎接的人握手交谈，她猜想这个人肯定是福建杂技团的，他肯定知道父亲现在在哪里。于是夏菊花三步并作两步地凑了过去。
“团长，我爸爸来了吗？我爸爸来了吗？”夏菊花急切地问。
“她是不是夏菊花同志？”与团长交谈的那个人问。
“我就是……我就是夏菊花！”还没等团长开口，夏菊花便问那个人，“我爸爸来了吗？他叫徐造钱！”
那个人笑而不答，他挪了挪身体，指着身后的另一个男人，问夏菊花：“夏菊花同志，你认识他吗？”
身后的那个男人往前走了一步。
夏菊花用惊异的目光审视着眼前这位年近半百的男人，她久久没有说出一句话。
“菊花……你就是菊花？”那个男人盯着夏菊花，他的嘴唇颤动起来。
“您是——”
“我是徐造钱，我是你爸爸徐造钱呀！”那个男人浑身都颤抖起来。
“爸爸！”夏菊花喊了一声，她喊出了十多年前想喊却一直不敢喊出口的两个字，今天，她终于大声喊出来了，“爸——爸呀！”
“菊——花！”徐造钱哭了，这个曾经经历过人间种种磨难的坚强男人落泪了。
“爸爸，您受苦……您受苦了呀……”夏菊花扑在亲生父亲的怀里。
父女俩的相认相抱使福州火车站月台的空气凝聚了。
熙熙攘攘的月台似乎变成了只有两个人的世界——两个在苦难中受尽了情感煎熬的父女，在这里向世人演绎了一段感人肺腑的人生戏剧。
在福建杂技团宿舍徐造钱家里，夏菊花和父亲促膝长谈。
“爸爸，您真的不知道我在武汉杂技团工作吗？”夏菊花问。
“知道。你成了杂技团名人，我听人说起过。”徐造钱低着头说，“可我……不敢认你。你5岁的时候就给了人家，我这个当父亲的有什么脸面认女儿呀！”
“可我一直都想见到您！”夏菊花说，“特别是我找到了妈妈以后，更想找到您。”
“你……见到你妈妈了？”徐造钱异常吃惊地问。
“是组织上帮我找到她的。”夏菊花说，“1959年，妈妈来了武汉，我们母女小住过一段日子……”
“她过得还好吗？”
“还好。”
“她对你都说了些什么？”
“她说您是一个老实的好人，就是命太苦。”夏菊花用余光看了父亲一眼说，“她要我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您。她说，您一生劳累、孤独，需要亲情，需要女儿……”
“我……”徐造钱有些激动，他站起来走了几步，爆发出了心中多少年的积怨，“徐造钱活得窝囊，我徐造钱没得出息呀！”
“爸爸，您千万不要这样想。”夏菊花安慰着父亲，“这都是旧社会造成的。旧社会让多少人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呀！”
“是的，是的！”徐造钱不住地点头说，“能活过来就好，能见到你就好呀！”
“我以为今生恐怕再也见不到爸爸了！”夏菊花说，“爸爸，您知道吗？您在女儿心中多么重要，即使是在夏家班子的时候，我也一直注意着您的一举一动。1950年，在您离开夏家班子的那个上午，他们不让我看到您，但是我还是趴着窗台偷偷地为您送行，我看见您挑着一副箩筐，牵着那匹枣红小马，身边还有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叫毛花。”
“后来，你们去了哪里？”
“夏群不是让我去投奔他武汉的亲戚刘金德吗？”徐造钱回忆起来，“我和毛花离开了夏家后，一直沿着粤汉铁路往北走。好像是走过了洞庭湖边，在一个铁路洞口，突然，一列火车从洞口向我驶来，我一闪身，沿着一个斜坡翻滚下来，我被摔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毛花不见了，那匹枣红小马也被她牵走了……”
“后来呢？”
“后来，我一路乞讨来到了武汉，找到刘金德后，我就跟着他的‘棚’四处演出，闯广东，走江西，1956年才到了福州……”
“爸爸，您真是受尽了磨难呀！”夏菊花入神地聆听着父亲的讲述，她百感交集地说，“现在好了，噩梦过去了，永远永远地过去了。这次能见到您，我真高兴，我想接您老人家去武汉，弥补我，还有您人生的许多缺憾。”
“当然，那也是我期盼的！”徐造钱若有所思地说。
“爸爸，您还有什么顾虑吗？”夏菊花看着父亲，感觉徐造钱还有话要说。
“我觉得我已经离不开这里的集体了”徐造钱说，“这里的杂技团收留了我，不但让我演出，而且交给我一批孩子们，希望我好好培养他们，组织上的信任、希望，使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菊花呀，你能理解爸爸吗？”
“嗯，嗯！”夏菊花点了点头。
“其实呀，这十几年，我们虽然没有在一起，但是，你一直在我身边。”
徐造钱好像想起了什么，他起身走到桌旁，从抽屉里拿出了两张照片，他将其中一张给了夏菊花，“你看，你看看，这是你8岁时候的照片。”
夏菊花看了看自己的照片，她惊喜异常：“这张照片我怎么从未看见过？”徐造钱指着手中的那张“全家福”照片说：“在离开夏家班子的时候，我从照相馆老板那儿，要来了这张照片，我一直将它带在身边。前两年，我请人将‘全家福’照片中的你单独放大了。”
父亲深情的话语，使夏菊花感到一股热流流遍了周身：“爸爸！您——”
“我看着你的照片，就感觉到，我的女儿菊花就在我的身边！”徐造钱说着，他的眸子里泪花闪闪。
“爸——爸！”夏菊花被父亲的真情打动了，她扑到徐造钱的怀里哭了起来……
加勒比海的旋风
夏菊花尊重父亲的选择，没有接父亲来武汉。于是，1962年在福州的父女重逢相聚又变成了一次分手别离。自此以后，夏菊花无论在哪里，她都忘不了远在福州的老父亲，她多了一份情思，多了一份牵挂；而徐造钱虽然决心将自己的余生献给杂技的后来人，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却总忘不了看看菊花的照片，老人暗暗地为女儿祈祷祝福……
第二年，武汉杂技团接受了出访古巴、墨西哥的任务。
中古两国于1960年9月28日建交，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却十分友好，互相支持。那年，古巴遭受了特大风灾的袭击，他们的政府和人民正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中国武汉杂技团出访该国，送去中国人民的一片深情。
夏菊花在北京参加了杂技艺术片《春燕展翅》的拍摄后随出访团登上了飞往哈瓦那的客机。当时从北京飞越太平洋抵达古巴，在飞机上要坐20多个小时，这趟旅程对患有贫血、加上三年自然灾害时严重营养不良的夏菊花确实是一次考验。
夏菊花本来就有晕机的毛病，这次坐上了“伊尔18”型的老式飞机，更显得格外不适应了。上飞机不久便开始呕吐，吃什么吐什么，担任团长的辛甫走过来安慰她，让她一定要坚持住。夏菊花说：“请团长放心，我会挺住的。”
飞机终于在哈瓦那机场降落了，夏菊花在同事们的搀扶下走出机舱，乘车来到了下榻的旅馆。夏菊花进了房间就睡，一连休息了两三天，精神还不见恢复。也许是不适应老式飞机的性能，出访团的好几位演员也与夏菊花一样，就像生了一场大病，只感到全身无力，精神疲惫。
这可怎么办？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前来出访团住地看望大家，夏菊花和好几位同事只能躺在床上向他招手示意。
申健大使了解情况后与有关方面磋商，作出了一个决定：这次演出的精神面貌特别重要，先别着急演出，等演员身体恢复了后演出。
经过四五天的休养调整，大伙儿的精神才逐渐好起来。夏菊花下床量体重，只有52公斤，比原来减轻了三四公斤在古巴的演出开始的前一天，辛甫团长带着大伙儿走上了哈瓦那街头，他们看见到处都是飓风袭击后留下的凄凉情景：被刮断的树干横倒在马路旁，被吹塌的房屋处处可见。辛甫团长对夏菊花说：“古巴刚刚经历过一场劫难，他们需要支持，他们需要重建家园的力量呀！”
夏菊花点了点头说：“但愿我们的演出能重新点燃起他们的热情。”
马路上，夏菊花和同事们还发现，这里满街的自行车清一色都是中国的天津“飞鸽”牌和上海“凤凰”牌，骑车的古巴人一看见中国人，便主动热情招手致意。更有趣的是，有两个正在理发的古巴市民，他们一听说中国杂技团的演员们在街上走，连围在身上的围裙都没脱下，便跑出来与中国演员握手问候……
夏菊花和她的同事们深深地感到中古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是两国人民却亲如手足。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一定要通过这次演出让古巴朋友感到，在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刻，中国人民是和他们在一起的忠诚朋友。
演出在哈瓦那广场进行，每场演出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古巴观众。风灾刚过，天气经常是阴雨连绵，时而还有狂风大雨相伴，此时，古巴的观众纹丝不动，中国的演员在风雨中照演不误。
这次出访的演员总共只有26人，夏菊花的《顶碗》是每场必演的节目。有一次演出《顶碗》，天空突然降起了倾盆大雨，舞台上，夏菊花头顶碗塔，硬是咬着牙坚持演出，凭着她超越常人的坚强毅力和扎实的基本功，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高难度动作，激起了全场观众赛过风雨的喝彩和掌声！当夏菊花演出完毕走下台来，她全身淋得透湿，碗塔上端的那只瓷碗里满满地盛了一碗雨水。
在另一场演出中，有一位古巴的保安人员因为在后台执行任务，没能看上夏菊花的精彩表演，他深感遗憾。夏菊花知道这一情况后，主动在后台将《顶碗》的动作为他一个人又演了一遍，这位保安人员感动不已，逢人便夸夏菊花，一时间，夏菊花和古巴保安人员的这段小故事，成了哈瓦那市民传颂的佳话。
完成了哈瓦那的演出任务后，杂技团又不顾疲劳地奔向另一个城市。在一次风雨途中，杂技团的专车陷入了泥泞之中，男演员们立即下车，在风雨中与司机一同推车，这位随团的古巴司机马洛异常感动地说：“我曾经接待过20多个国家的演员访古演出，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艺术团，你们不但演技高超，处处都受到古巴人的热烈欢迎。而且，你们平易近人，与我们不分彼此，你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家，你们是古巴人民真正的朋友！”
在另一场演出的时候，由于露天广场用木板搭起来的舞台不牢实，为了保证《车技》的演出，中国杂技演员们硬是走到台下，用肩膀扛着舞台的木板，让载着十多人的自行车压在自己的肩上快速行驶，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一不同寻常的演出场面，引起了古巴观众一阵又一阵轰动！
历时两个月的访问古巴演出结束了，他们日夜兼程来到了位于拉丁美洲西北部的国家墨西哥。
此时，墨西哥与中国尚未正式建交，这次访问演出，是通过一个对华友好民间组织——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促成的。
中国武汉杂技团是第一个到墨西哥演出的中国文艺团体，演出质量的好与坏、高与低，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声誉。中国武汉杂技团在辛甫团长的领导下，首先向全团成员动员，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把最好的中国艺术带给墨西哥观众，一定要给墨西哥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经过墨西哥对华友好组织——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成员及墨西哥各界人士努力与支持，中国武汉杂技团的首场演出上座率就很高，演出取得圆满成功。一连演了二十多场，观众人数居高不下，黑西哥人民通过中国杂技了解了中国艺术，认识了中国人民，加强了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从古巴、墨西哥出访演出归来，武汉杂技团的名声大震。其后，古巴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亲切接见古巴客人。接见中，古巴代表团团长向毛泽东主席介绍了中国武汉杂技团和夏菊花在古巴两个多月的突出表现，并向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求，希望派武汉杂技团再次访问古巴。
毛泽东主席听后笑着说：“中国杂技团多得很！再去，很有可能就不是武汉杂技团了！说不定会派别的杂技团去，让古巴人民多看看各种节目嘛！”
古巴代表团团长却坚持说：“武汉杂技团不去可以，但一定要打‘武汉’这两个字！因为古巴观众对武汉杂技团太喜爱、太熟悉了！”
毛泽东主席幽默地说：“看来，武汉杂技团这块招牌，是高山打鼓——名声在外呀！”
说完，毛泽东主席和古巴客人都朗声笑了起来。
终身难忘的时刻
1964年，对于夏菊花来说，是难忘的一年。在那一年，她的生母吴巧云刚满45岁便早早离开了人世，给夏菊花留下了无法弥补的人生缺憾；在那一年，夏菊花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个在旧社会苦海里泡大的孩子步入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与国家领导人共商国是。
1964年岁末刚过几天，夏菊花实现了她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心愿——她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握手合影，留下了她人生中最珍贵的幸福瞬间。
事情还得从一封来自安徽的家书说起。那是夏菊花繁忙的季节，武汉杂技团的一批演员到河南、陕西、四川一带巡回演出去了，夏菊花留守武汉，天天坚持练功演出，同时，还要为即将来汉培训的阿尔巴尼亚杂技学员做各种筹备工作。正在这十分忙碌的时候，母亲吴巧云来信了，她希望菊花能回一次安徽老家。当时，信中只提及母亲有病，并未进一步说明情况，而夏菊花当时因为工作太忙，实在无法脱身，她想，稍有空闲后，一定回老家看望妈妈。夏菊花给母亲寄去了50元钱，希望妈妈能买点营养品滋补身体。
让她始料不及的是，没过几天，一封寄自安徽老家的信件又送到了武汉市杂技团门房。
夏菊花急忙拆开信一看，原来是一封报丧的信——她的亲生母亲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
夏菊花一看就愣了，她走进房间便大哭了一场。她怨自己上次接到来信，为什么不请个假，回老家去与母亲见上最后的一面呢？母亲把对菊花的思念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却将终身的遗憾印刻在了菊花的心里！为了弥补这种遗憾，夏菊花从此以后月月都给同母异父的妹妹和弟弟寄钱，她希望从未见面的弟妹们生活得好一些，以此告慰母亲在天之灵。夏菊花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着雷姓一家人，他们经常写信向夏菊花表示由衷的谢意。1984年，三个同母异父的弟妹长大成人了，小弟雷金旺受家人的委托专程来武汉看望了夏菊花，表达了全家人对夏菊花的无限感激之情。
这就是夏菊花的为人，她不仅因为事业的辉煌赢得了世界许多国家观众对她的喜爱，而且在日常的亲情家事中，也时时折射出这位著名的杂技艺术家的人格魅力。
1964年，夏菊花以全票通过，光荣地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无记名投票选举中，全湖北省以全票通过的共有7人，夏菊花是其中之一。以全票通过的还有时任湖北省省长的张体学同志。张体学省长密切联系群众，办事果断，体察民情，身先士卒，艰苦朴素，又是湖北省新四军五师的老领导，在湖北人民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夏菊花能与张体学省长一样获得湖北代表的一致通过，足见她在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享有极高声誉。选举大会结束时，张体学省长曾十分激动地对代表们说：“夏菊花同志是个苦孩子，她今天能够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非常光荣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坚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会代表人民的利益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
张体学省长的话激起了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也给夏菊花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使她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
1964年12月中旬，夏菊花在张体学省长的带领下，与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一道来到了首都北京。这次来北京，她的心情与以往格外不一样，以往她只是作为一名演员参加演出活动。这次，她是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代表着全国人民，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家大事，行使全国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苦孩子出身的夏菊花想到这些，心情怎能不激动呢？湖北代表团住在首都京西宾馆，夏菊花与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歌剧《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扮演者王玉珍同住一间房。一同出席盛会的还有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在湖北省文艺界的代表中，仅她们三位是“巾帼英雄”。
12月20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夏菊花第一次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一种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她踏着一步一步的阶梯，仿佛走向一座圣殿……
当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时，人民大会堂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夏菊花心里充满自豪。
周总理郑重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在这样庄严的场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激起了全场更加热烈的掌声。
向往着未来的“四个现代化”，夏菊花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明天，更加充满着美好的希望和憧憬。她在人代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激动地发言道：“我童年的苦难与旧中国的落后紧紧相连，解放后，我之所以能取得一点成绩，是因为我的背后有着一个欣欣向荣的祖国。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最珍惜今天的幸福，也最向往明天的美好生活。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说出了我们心里的希望，也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呀！今后，我将为这个宏伟目标的实现，投入自己的全部身心。”
夏菊花朴实的语言道出了她对党、对新中国的真情实感，张体学省长称赞夏菊花不愧为“人民代表”，她发言的每句话、每个字都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激动人心的人代会，给夏菊花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记忆。1964年12月31日晚上，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参加迎春联欢会。大会会务组给代表们发的入场券分红、粉、黄三种颜色，其中只有红票才能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张体学省长特地将发给自己的那张红票给了夏菊花。可是，夏菊花当时并不知道内情，她手中的红票让人要走了。第二天，当她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参加了联欢会的报道，这才明白自己又一次失去了与毛主席近距离相处的机会，心中十分懊悔地连呼：“唉呀，完了、完了！”
张体学省长走过来问她：“菊花，什么事完了完了呀？”夏菊花噙着眼泪说：“省长，您昨天给我红票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这红票可以见毛主席的呀！”张体学省长笑了笑说：“这事是保密的，我怎么敢违反纪律呀！好了，别后悔了，见毛主席还会有机会的！”
夏菊花抹了抹鼻子沮丧地走了，她心中想，哪还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呢？元旦刚过几天，到了1965年的元月4日下午，机会真的来了。那天大会闭幕前，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代表。夏菊花心里想，这次，说什么也要与毛主席握握手。
人大的全体代表集合完毕，夏菊花挤到了第二排的一个位子站着，她与其他代表一样，以激动的心情翘首盼望着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出现。突然，灯亮了，整个大厅被照得一片通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向代表们走来，顿时全场沸腾了！只见毛主席与第一排的主席团成员一一握手，夏菊花激动得不顾一切地站到了凳子上。她见毛主席走过来，立即向毛主席伸去了右手，毛主席真的与她握了握手，夏菊花兴奋得流出了眼泪……
接见结束后将举行大会的闭幕式，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出大厅，去往上海厅稍事休息。此时，张体学省长关切地问夏菊花：“菊花，你与主席握上手了？”夏菊花平生第一次说了一句假话：“没握上呀！”张体学省长听了以后，他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还未走进上海厅，灵机一动，快步追了上去，夏菊花、王玉珍还有其他女代表也跟在了张体学省长的后面，夏菊花跑得最快。
“主席，主席！”张体学省长边走边喊着。
毛主席一回头，张体学省长上前热情地说道：“有几位代表想见见您。”
“啊？”毛主席的目光停在了走在最前面的夏菊花身上。
“她叫夏菊花，是武汉杂技团的顶碗演员。”张体学省长向毛主席介绍说。
“啊，菊花呀！我看过你演的《顶碗》，很精彩嘛。”毛主席边说边向夏菊花伸出手来。
“主席！”夏菊花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湖北、湖南是半个老乡嘛。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呀。”毛主席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让大家轻松下来，然后建议道：“我们一起照一张相吧。”
此时，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也都走了过来，他们与夏菊花、王玉珍等四位湖北的女代表，还有张体学省长一起照了相，夏菊花站在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的中间。
夏菊花十几年的最大心愿终于实现了。从1950年刚刚解放不久的衡阳街头，她第一次听到“毛主席”三个字开始，夏菊花一直盼望着这一刻呀！1956年，19岁的夏菊花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但没能与毛主席握手，她深感遗憾；更遗憾的是1960年，夏菊花有幸被派往武汉的洪山礼堂，参加毛主席与文艺界代表们的联欢活动，当时有人让夏菊花上前去请毛主席跳舞，朴实的夏菊花说自己不会跳交际舞，不敢上前，又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如今，这一次又一次的遗憾获得了加倍的补偿，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夏菊花不但近距离地见到了毛主席，而且与他老人家握了手、照了相，这对于一个从旧中国苦难中走过来的苦孩子来说是天大的喜事，是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呀！
再访法兰西
1965年，刚刚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夏菊花，再度出访了法国、意大利和瑞士。
早在1956年，夏菊花随中国杂技团访问西欧八国时到过这三个国家。如今，虽是故地重游，但却已时过境迁。由于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得到显著提高。特别是法国，夏菊花时隔9年的两次访问，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首次访法时，中法尚未建交，依靠当地华侨和法国共产党以及像隆布罗索这样的法国友好人士的大力协助，出访才获成功。而这一次访问法国，时逢中法建交一周年，所以整个氛围显得更加热烈而庄重。武汉杂技团在巴黎的演出引起前所未有的轰动，夏菊花也在这次访问中将自己的杂技艺术推向了一个更加辉煌的高峰。
1964年1月，在戴高乐总统的领导下，法国先于许多西方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同年4月，两国互派了大使，我国驻法的首任大使是黄镇。为了促进中法两国关系进一步朝友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在文化交流方面加大了力度。在庆祝中法两国建交一周年之际，应中国文化部的邀请，法国友好人士、演出经纪商隆布罗索先生带着法国演艺界的专业人士在我国各大城市走了一圈，观看了不少杂技团的演出，最后，他选定了夏菊花所在的武汉杂技团。
武汉杂技团在国际上的良好信誉和名声，连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都早有所闻，曾给予夸奖。在我国文化部领导人的心目中，武汉杂技团更是一张“王牌”，是一支可以信得过的队伍，有重大出访演出任务时，武汉杂技团往往在首选之列。这次出访法国及意大利、瑞士等国的商业演出，很快就得到了文化部的批准。
法国方面为了使这次演出圆满成功，提前三个多月就委派了一个新闻代表团来中国访问，采编记录了武汉杂技团的大批文字、图片资料，准备在法国予以宣传报道，夏菊花不但是国际上知名度很高的杂技表演艺术家，此时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法国人眼里，我国的“人大代表”，相当于他们国家的“国会议员”，因此，宣传报道的重点，聚焦在了夏菊花的身上。
他们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武汉杂技团赴法前，就由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出面，把武汉杂技团的赴法节目在北京天坛公园予以专题宣传，以吸引更多驻华外国使团和中国观众的关注。
他们还别出心裁地让夏菊花穿着一新，手拿公文包，从北京人民大会堂面带笑容地走了出来，以显示这位艺术家的不凡身份和地位。
夏菊花等武汉杂技团演员来到巴黎之前的两三个月内，夏菊花《顶碗》的大幅剧照、生活照和宣传文稿，还有武汉杂技团方方面面的成就，已由法国的《世界报》《费加罗报》《法兰西晚报》《巴黎竞赛画报》及法新社、法兰西全国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向全法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宣传，可见法方对于这次演出的高度重视。
中方对于这次出访法国演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样十分关注，一方面在硬件设施、舞台装置、演出道具、服装方面等投入了大量资金予以更新，与此同时，还对演员、特别是对夏菊花的生活服装进行了全新的“包装”。
出访着装费一般规定为每人300元，这次有关部门指示：对夏菊花的着装费不受限制，因为她代表着中国演员的形象，也代表着全国人大代表的形象。
有关部门还专门派来一位懂行的女同志为夏菊花选面料，设计旗袍样式。
有一种旗袍布料每米需70多元，这位女同志选中了它，出访团的领导毫不犹豫地为夏菊花买下了布料，并聘请最出色的老师傅为她专门量身定制了两套精美的旗袍和两套标准的西装。一向朴素惯了的夏菊花，看到组织上花这么多钱为她做服装，感到很过意不去。出访团的领导爽朗地说：“这是外事工作的需要。
法国的服装、香水和美酒在世界上都是最有名的，我们要把菊花同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她在法国人面前展示我们中国女性高贵的气质和崭新的精神面貌。”
9月中旬，武汉杂技团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由于事前的大力宣传和精心准备，我国驻法使馆的文化官员陪同法国文化部的要员来到了机场迎接，隆布罗索先生还请来了巴黎各界的社会名流，来到机场欢迎夏菊花和武汉杂技团。
当夏菊花身着旗袍，面带微笑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戴高乐机场一片欢腾。法国各大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们蜂拥而至，镁光灯不停地闪烁，摄影机、摄像机的镜头全部对准了她。
一位号称“马脸”的法国著名的电影明星给夏菊花献上了一束鲜花。
隆布罗索先生向夏菊花介绍说：“我们这位大明星，平生只给十位世界文化名人献过花。夏菊花小姐，您是其中的一位。”
夏菊花接过鲜花，彬彬有礼地笑着说道：“我很荣幸获此殊荣。谢谢，谢谢！”
第二天，巴黎的各大报纸及电台、电视台对武汉杂技团的到来以及夏菊花动人的风采进行了大篇幅的宣传报道。
此时，夏菊花和武汉杂技团的演员们关心的是演出，一个艺术团体的出访，演出成功是最为重要的。他们首先来到了演出的场地——巴黎夏乐宫。这个剧场建在埃菲尔铁塔旁，武汉杂技团将在这里举行连续40天的演出。
夏乐宫陈设古雅，设施华贵，舞台上第一道幕就是天幕，舞台灯光器材也富有多种功能，它是一座既古典又现代的剧场。
首场演出那天，巴黎各界知名人士穿着庄重的晚礼服，在演出开场前陆陆续续步入夏乐宫，他们在演出大厅低声交谈着、寒暄着、议论着……法国政府各部部长、副部长也携夫人来到了夏乐宫。
开演前的预备铃、正式铃声先后响起。
座无虚席的观众席内，武汉杂技团的精彩演出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唏嘘声、赞叹声和热烈掌声……
报幕员以轻柔的声音报出：下一个节目，《顶碗》，夏菊花主演。
这是法国观众通过各种媒体反复宣传后，期待已久的一个节目，也是武汉杂技团出访巴黎演出的“重头戏”。
负责道具的夏小海和杨满生小心翼翼地安置好了桌椅板凳及各种道具。
夏菊花、夏金船姐妹俩在乐曲声和观众的掌声中先后上场。她们的步子，轻盈如仙子；她们的笑容，自如而艳丽；她们的动作、表情，如同生活中一样舒展自然。这一天，夏菊花与夏金船的感觉非常之好，轻松的心态使她们的表演显得格外真实，丝毫无矫揉造作之态。经过不断创新、不断提高和多次演出实践考验的一个一个高难动作，在今天的演出中，显得那么举重若轻，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
夏菊花的表演进入了最佳状态。她与夏金船密切配合演出的《顶碗》，发挥到了极致，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
观众们刚开始只是礼貌地轻轻拍拍手，随着《顶碗》高潮迭起，他们情不自禁地纷纷摘掉手套，使劲地鼓起掌来。
演出结束，欢呼声与掌声此起彼伏！大幕关上又拉开，拉开又关上，也不知谢了多少次幕。
第二天，法国相当有影响的《世界报》《费加罗报》《法兰西晚报》刊登了夏菊花《顶碗》的巨幅剧照，并称夏菊花为“顶碗皇后”。因为法国政府各部正、副部长全都观看了演出，法国报纸称这场演出是一次特殊的“部长会议”。
夏菊花这一年28岁，正值艺术日趋成熟的最佳年龄，她这次在法国巴黎首演引起的轰动，几乎没有第二位艺术家能与她相比，她真正跨入了世界顶尖艺术家的行列。
在辉煌的岁月里
巴黎的首演成功，使夏菊花一夜之间成了法兰西的明星，“中国的女议员是世界顶碗皇后”“她在旧中国曾经是沿街乞讨的乞丐”“她的童年如旧中国一样悲惨”，一时间，夏菊花的传奇经历成了巴黎人言谈的焦点。而夏菊花始终以一颗平常心面对这些如潮流涌来的赞誉，有记者问她：“夏小姐，此时，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夏菊花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夏菊花。”
这就是首演成功的第二天——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6周年的日子，远在万里之外的夏菊花对祖国人民说出的肺腑之言！为了欢庆新中国的国庆，演出经纪人隆布罗索在埃菲尔铁塔的第二层豪华饭店里为全团人员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以此共庆中国国庆并祝贺中国武汉杂技团访问巴黎首演成功。
接着，法国文化国务部部长马尔罗又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热烈欢迎中国武汉杂技团。
这次，我国驻法使馆黄镇大使特邀夏菊花与他同坐一辆车前往。
临上车之前，黄镇大使笑着塞给夏菊花一把法郎硬币说：“菊花，拿着！”
夏菊花不解地问：“黄大使，你给我这些法郎硬币干什么？”
黄镇大使说：“不是给你的，是让你留着给人家小费花的，法国人就兴这个。”
夏菊花说：“不给行吗？”
黄镇大使虎着脸说：“不行！法国这样的国家，在交际场合是特别讲究个人的身份的。你在法国人心目中是有身份的人，必须给侍候你的人小费。待会儿在宴会上，我给，你也要给，知道吗？”
夏菊花笑了笑，开心地说：“知道，知道！”
马尔罗部长举行的宴会规格相当高，夏菊花陪着黄镇大使彬彬有礼地给参加宴会的高级官员和夫人一一敬酒，黄镇大使对夏菊花高雅的气质和得体的言谈举止感到非常满意。
谁知宴会结束时闹了个笑话。几个负责保卫工作的法国年轻警察看过夏菊花的演出，听说她今天来参加宴会一定要见见她。
夏菊花刚刚走出宴会厅，他们几个人一起跑步到她的跟前，举起手来，猛地向她严肃地敬礼致意，还齐声喊道：“敬礼！”
毫无思想准备的夏菊花吓了一大跳，她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几个法国警察嘴里还“哇拉哇拉”地说着什么。
通过翻译，夏菊花才弄明白，这是几个法国“追星族”的一片善意。夏菊花很快镇定了情绪，热情地伸出手来，微笑着礼貌地与他们一一握手。
这几位年轻的法国警察感到能与“顶碗皇后”夏菊花握手万分荣耀，他们望着夏菊花，脸上露出了钦佩不已和感激不尽的表情。
法国巴黎夏乐宫的演出场场爆满。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杂技团的活动安排得很有规律。
一般都是上午练功，下午休息，晚上演出。不过，夏菊花是名人，常常要接受法国报社和电台、电视台的一些礼节性和业务性的临时采访，显得比其他团员更忙一些。
一天，黄镇大使和夫人来到武汉杂技团所住的宾馆，对夏菊花说：“菊花同志，这位是我夫人，她在大使馆负责留学生工作。我们的留学生观看了你的演出后，都想见见你呢！”
黄镇大使的夫人接着说：“不仅仅只是想见见你，他们还想听听你是怎样练功、怎样学习、怎样取得这么惊人的成就的。今天，我代表留学生邀请你给他们去作一个专题讲座，你看怎么样？”
“讲座？”夏菊花愣了一会儿，不知如何作答，这可是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呀。
她想了半天后问黄镇大使：“我……我能讲什么呢？”
黄镇大使说：“你就讲讲你自己是怎样勤学苦练的，这对留学生来说，是一个最生动最现实的教育，明天下午就去，就这么决定了。”
第二天，夏菊花对部分留法的中国留学生讲了自己的苦难经历，讲了对《顶碗》节目的不断创新、不断提高的追求，还讲了她对日新月异的新中国的热爱之情，希望年轻人都和她一样，为了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努力学习各种本领，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火热的青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夏菊花的讲座在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段时间，留法学生们议论的主题只有一个——怎样学习夏菊花，如何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结束了巴黎40天的演出，武汉杂技团先后到达里昂和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小城尼斯。接着，又到了圣马力诺和瑞士……
这一趟的出访演出，是夏菊花杂技艺术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从国外回来，夏菊花作为演出队长兼共青团支部书记，她陪同申剑副团长向省委书记王任重作了专题汇报。在东湖宾馆，他们详尽地向王书记汇报了武汉杂技团在国外引起的轰动和一路上的见闻及各种感受。王任重书记听了汇报非常兴奋，他称赞武汉杂技团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为加强中法友谊作出了贡献，他特别赞扬了夏菊花高超的技艺和勤学苦练的精神。王任重书记欣然提笔，为夏菊花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一朵红花——夏菊花》。此文发表后，一时被传为佳话。可一年之后，谁也不会料到，这篇文章竟成了夏菊花受到不白之冤的铁证……
在狂风恶浪中
一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在这一点上，夏菊花体会特别深刻。在旧中国，国弱民穷，杂技只能是“撂地摊”的小玩意儿，艺人们忍饥挨饿还要疲于奔命。解放后，国家独立自主，人民生活也逐渐改善，人民政府对文化艺术百般扶植，夏菊花的事业才从低谷走出，获得了新的生命，直至迈出国门，在世界艺术的宝库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再一次陷入了混乱，夏菊花也未逃脱这场劫难。
1966年初，夏菊花访欧回来，到了武汉，已闻到文化大革命浓烈的火药味。姚文元那篇臭名昭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已在武汉文艺界闹得沸沸扬扬，争论不休。
紧接着，彭真同志试图将《海瑞罢官》这场学术批判运动仅仅只限于学术探讨，不同意将其演变成严重的政治斗争。谁知彭真等人的努力并没能扭转形势，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勾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召开了一个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与其针锋相对。根据这个会议内容整理的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了新中国诞生17年来文艺工作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的文艺界是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顷刻之间，黑云压城。全国各地风潮再起，武汉杂技团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其中。此时的杂技，已非彼时的杂技。本来以展示“技艺”为主要特征的杂技艺术，变成了不伦不类的“革命杂技”。“女民兵”要上台“踩钢丝”捉敌人，男青年“庆丰收”玩“杂耍”。夏菊花的“顶碗”也被肢解得一段一段零碎不堪，她心里好难受，可嘴上不敢说，只好硬着头皮演“革命杂技”。
好在这一年的12月，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同志交给了武汉杂技团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出访柬埔寨，使夏菊花和武汉杂技团暂时避开了这场政治风波。
1966年12月，在全国“大串联”“抄四旧”“停产停课闹革命”的一片混乱之中，武汉杂技团和夏菊花来到了柬埔寨，参加了历时两个月的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在这次出访中，为了给西哈努克亲王祝寿，夏菊花和她的同事们在柬埔寨王宫成功地举行了一次专场演出，西哈努克亲王给全团成员授予艺术勋章，又特意给夏菊花授予一枚一级艺术勋章。
夏菊花和武汉杂技团再次为新中国争得了荣誉，并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和柬埔寨以及许多新兴国家的团结和友谊，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载誉而归。可是到了广州白云机场，他们一下飞机，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出访团的两位领导人还没出机场，便被等在那里的“革命小将”押走了！白云机场的这一意外事件向夏菊花和她的同事们预示：一场政治风暴已经来临，进入艺术发展最佳时期的夏菊花，将与她的祖国一起经受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果不其然，夏菊花从广州一回到武汉，便被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入了“另册”，而且被关进了“集训班”。
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为夏菊花撰写的那篇轰动一时的《一朵红花——夏菊花》的文章，顷刻之间也变了颜色——夏菊花被诬蔑为“一朵黑花”！连她1954年应北影之邀拍摄的《中国杂技艺术表演》的电影艺术片中的“柔术”，也被报纸点名批判。她被划为了“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卖命的黑干将”，四处挨斗挨批……在武汉测绘学院的一次批斗会场上，夏菊花被人恶作剧般用弹弓射中头部，左眼差点因此失明。
特别是有一次批斗，造成了夏菊花的终生遗恨——不仅仅是因为受了皮肉之苦，而且是因为几乎断送了她的艺术生命——那是在武汉一元路实验中学的批斗会场上，一个曾经劳改过8年的歹徒，不知为什么对与他毫不相干的杂技演员夏菊花下了毒手，这个歹徒竟毫无人性地手握枪杆狠狠地砸夏菊花的腰！他边砸边凶神恶煞地吼叫着：“我砸死你！我砸死你！看你还为不为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卖命？看你还演不演“顶碗”？我叫你永远上不了台，永远不能演出……”
夏菊花被凶残的歹徒用枪托砸得站立不稳，瘫倒在批斗场上。多亏几个好心的人，没等批斗会结束，就借故抢着把夏菊花“押”了回去，否则，在这场无法无天的批斗中，夏菊花一定会被丧心病狂的歹徒们给砸死！肉体的生命虽然被抢救了，可是，对于一个演“软功”的杂技演员来说，腰被砸坏了，她的艺术生命将如何延续呢？夏菊花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
在武汉国棉二厂的批斗会上，夏菊花带着身心的伤痕与她的苦难姐妹——歌剧表演艺术家王玉珍相遇了，她们相对含泪无语，唯有心中在流血！她俩被押上挨斗的高台，哪知高台的木板上有电，她俩险些被电触死！夏菊花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难道真的是变天了吗？这是夏菊花的灾难！也是新中国和全国人民遭受的巨大灾难呀！1967年7月20日，林彪和“四人帮”一伙抬一派压一派，在武汉策划了反军乱军的阴谋，激起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大批的群众、干部上街游行抗议，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所谓围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七二○”事件。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又在北京天安门举行了所谓支持武汉造反派大会。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夏菊花又被无端地指责为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狮”的“三号头目”，被无情关押，四处游斗。
在狂风恶浪面前，只有一件物品支撑着夏菊花，那就是1965年元月4日与毛泽东主席的那张合影照片。
在昏暗的小屋内，挨了批斗的夏菊花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之后，无数次偷偷地拿出珍藏着的这张照片，她久久地凝视着照片上的毛泽东主席慈祥的笑容，一次又一次地问道：“主席呀，这一切您都知道吗？好端端的一个新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呀？”
照片上的毛主席依然那么慈祥地微笑着，她看着看着耳边似乎又响起了毛主席与她亲切握手时说的话：“菊花呀……我看过你演出的‘顶碗’，很精彩嘛……”
于是，她那颗受伤害的心又激烈地跳动起来，她全身变凉的血又重新沸腾起来，她那双几乎绝望了的眼睛又明亮起来！她不相信“天”
就这么变了，她不相信人民政权就这么垮了，她更不相信毛主席会支持江青一伙如此无法无天地摧残艺术、残害人民！于是，一种对领袖的信仰，一种对事业的信念，又重新支撑了她的整个生命，她面对狂风恶浪的打击又坚强地站了起来……
真情无价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挫折、打击和折磨的，关键是看你如何对待。闯过了一次难关，便经受了一次考验，人生的积淀便会变得更加厚实，未来的步履也将走得更加坚定。文化大革命中的夏菊花正在经历着这么一个过程，坚定的信仰使她在灾难面前没有倒下，在巨大的痛苦中她感到有许多正直的人们在呵护自己，她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困难时人世间的无价真情！在无数次戴着高帽子游行中，夏菊花在忍受着辱骂和殴打的同时，也从围观群众的目光中，不时感受着呵护的力量：“批斗会”上，在一声声高呼“打倒夏菊花”的口号声中，竟然有几个不信邪的群众为她送上一杯水，递上一包药；即使是在实验中学那场最残暴的“批斗”中，歹徒击伤了她的腰部，也有群众挺身而出将她“押走”，抢救了她垂危的生命；在国棉二厂的批斗台上，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在木板上通了电，他们想用如此卑劣的手段结束夏菊花的生命，可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位名叫刘洪甲的军人，冲上前去，关掉了电闸，将夏菊花和王玉珍的生命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在昏暗的“集训班”的小屋内，身心疲惫的夏菊花感到孤独无援的时刻，总有一些好心的杂技团演员，偷偷地看望她，有一位名叫张桃秀的女演员还给她送去鸡汤，他们用目光向夏菊花暗示：“菊花呀，我们和你在一起，你一定要顶住呀！”
有好几次，当夏菊花挨了批斗被押送回团时，她看到杂技团门口被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许多群众站出来大声怒吼道：“不许这样对待夏菊花！”“夏菊花是穷苦人出身的杂技演员，她怎么会反党呀？”“你们这样折磨她，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于是，围绕着“夏菊花该不该挨整”，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在群众的正义呼声面前，在这么多不相识的人们的呵护中，夏菊花流下了热泪！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这一声声、一句句的呼唤，使夏菊花更坚定了“相信群众相信党”的信念，她感受到了狂风恶浪下面涌动着的那股暖流，正是这股暖流支撑了她的生命，使她在极端困难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尤其是远在福州的父亲，在一片动乱中赶到了武汉，更给了夏菊花巨大的勇气和力量！父亲徐造钱和夏菊花一样，抱着对新社会的热爱在福州忘我地工作着，他亲手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杂技事业的接班人，光荣地当选为福建省人大代表。“文革”的风暴一来，他也被扫地出门，到街道上扫地看大门。这位饱受了旧社会苦难的老人，并不为自己的处境感到委屈，他在看大门时，也不忘兢兢业业地为群众服务，被群众亲热地称为“徐老头”。可是，当徐造钱得知夏菊花挨批斗的消息后，他的心再也放不下了，他整天坐卧不安，他为女儿的处境感到十分担忧，于是，他不顾一切地从福州来到了武汉。
在夏菊花的那间昏暗的小屋内，徐造钱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夏菊花虽然已身陷困境之中，但她实在不愿意可怜的老父亲为自己的遭遇担惊受怕，她装作若无其事般地对父亲说：“爸爸，您干嘛这么老远来看我呀？我没受什么苦，大伙儿对我挺好的，您就别为女儿担心了，您回福州去吧，形势稳定一点后，我到福州去看您！”
父女俩谈话才刚刚开始，几个造反派的看守便将他俩拆散了，老实巴交的徐造钱整天只能围着杂技团的大门转悠……
在一次批斗会后，夏菊花被押送回杂技团，在门口期盼已久的父亲终于冲了上去，徐造钱当着许多人的面大声说：“菊花呀，你不要怕！我们是穷苦人出身，解放前解放后，我们都没干什么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你要挺住呀，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
夏菊花听了父亲发自肺腑的语言，顿时感到了一股热流流遍周身，她坚定地回答说：“爸爸，您这样想我就放心了！女儿不会倒下的，我坚信，毛主席一定会第二次解放我们的！”
父女俩互相呵护着、互相牵挂着、互相鼓励着，他们虽不是手牵着手，但却是心贴着心地度过了人生中又一段艰难的岁月。父女俩见面一年以后，他们共同渴望的日子终于到来，而且真的被他们言中了，是毛主席亲自过问后，夏菊花才获得了第二次解放！那是1968年的夏秋之交，毛泽东主席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三大区时来到了武汉，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向主席汇报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其中谈及了夏菊花的处境，毛主席听了后说：“夏菊花是个演员嘛，你们要为她说说话呀！”
1968年9月30日，武汉杂技团在武汉剧院演出结束后，前去观看演出的曾思玉司令员向时任武汉“文教卫”领导的任找泉传达了毛主席对夏菊花的关心。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还在“集训班”的夏菊花听说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反复问着自己：“这是真的吗？毛主席日理万机，他老人家真的会牵挂一个普通的杂技演员吗？”
10月14日，在“集训班”的夏菊花被意外地通知去参加文艺界的一个报告会，在这次会上，任找泉郑重其事地对与会人员说：“夏菊花的问题，曾司令员有过多次明确指示，周总理过问过，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为她说话了！”“轰”地一声，坐在角落里的夏菊花的心被震动了，毛主席、周总理牵挂着一个普通的杂技演员，这是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呀！她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流了下来……
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夏菊花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她离开了“集训班”，重新走上舞台。不过，当时还没考虑恢复《顶碗》这个节目，夏菊花只是在《转碟》这个节目中演了一个不起眼的群众角色。当她在武汉体育馆亮相演出时，台下观众竟从十来名手拿竹条转碟的女演员中认出了她！台下有人惊讶地喊道：“看，那是夏菊花呀！”“夏菊花又上台了！”顿时，全场为站在台角的群众演员夏菊花鼓起掌来。
夏菊花被感动了，三年的政治风暴如同隔世，可观众还是没有忘记自己，造谣污蔑的脏水并没有改变夏菊花在观众心目里的形象，观众对自己真的是太好了！夏菊花想到这里，她暗下决心，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回报观众、回报毛主席！可此时，她却感到腰部一阵阵疼痛，不要说练功，连走几步都十分吃力。忧虑涌上了心头，作为一名杂技演员用什么回报社会呢？今后还能再演《顶碗》吗？夏菊花想到这里，眼前出现的是一片茫然。
一定要重新站起来
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的夏菊花，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演出和社会活动之中，她想以此表达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激之情，以此答谢观众对自己的厚爱。可是病魔已经向她袭来了，腰痛时时让她感到力不从心，夏菊花真担心，刚刚扬帆起航的船又会搁浅，她一直咬着牙把自己的病痛瞒着周围的人。好几次，她只是演了演最简单的《转碟》，下台后，腰病疼得她浑身出汗！同事们关心地问她：“菊花呀，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怎么了？”夏菊花连忙强装笑脸地回答：“没什么，没什么！大概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觉吧……”
1970年6月29日，夏菊花再也瞒不住了，腰病发作使她不能起床，半边身体都已动弹不得，而且，整个脸部肿得像个皮球，杂技团的同事前来看她，她还要坚持参加演出。无奈之下，团领导以“组织决定”的方式命令她，必须住院治疗！就这样，生性倔强的夏菊花被送进了武汉医学院附属二医院（即现在的同济医院）。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医院为夏菊花专门成立了中西医相结合的专家治疗小组，并邀请全国各地的有关专家参与会诊。经过综合医疗小组再三研究，决定采用向病人的骨髓注射“三七”的方法予以治疗。这种诊治方法将使病人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夏菊花却毫不在乎地说：“再痛苦也没有腰被打断时那么痛苦吧？不怕，我挺得住！”就这样，夏菊花天天咬着牙，忍着巨大疼痛接受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夏菊花似乎觉得腰部的疼痛减轻了一些，早已耐不住的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住院治疗，不仅仅是为了活命，而最终目的是为了重上舞台！我不能等伤痊愈后才开始练功，我应该测试一下，看看将来究竟能不能适应练功和难度较大的演出。”
一天清晨，整个医院还在沉睡中。夏菊花悄悄从病床起来，她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将病房的门关上了。她活动了一下手脚，开始“靠顶”，由于好久没练了，夏菊花感到非常吃力，膀子发软，头发胀，她无奈地走回床边歇了口气，过了一会儿，试着练起了“下腰”，当她头往后仰下腰时，明显地感到腰的柔软度已不复存在了，越往后下腰，越觉得整个身体不听使唤了，她心中一急，猛地一使劲儿，顿时，眼前金星乱飞，房子也旋转起来，一阵剧烈的疼痛就像触电一般传遍了全身，她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此时，值班的医生护士进了病房，医生见此情景，非常生气地说：“夏菊花同志，你这是干什么？你是存心想毁了自己吗？”
夏菊花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站在那里，口中嘟噜道：“我是想……早点恢复，早点开始练功，早点重上舞台！”
“欲速则不达！你知道吗？”大夫用更严厉的口吻批评道，“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吗？你腰椎骨的碎片已经严重地触伤了周围的软组织，如果像你这么乱动，碎片压迫神经，就会造成半身瘫痪的！这样不但以后不能练功演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你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吗？”
一串批评的言词像弹子一样打得夏菊花有些晕头转向了，过了好一会儿，夏菊花才清醒过来，道出了憋在心里的委屈：“大夫呀，我知道你们的批评是为了我好。但是，我是一名演软功的杂技演员呀，不能练功，不能上台演出自己的节目，我夏菊花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夏菊花对事业的强烈追求，深深地打动了医生和护士们的心，他们的眼睛湿润了。大夫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后说：“你的精神确实让人敬重，你进院后的表现每时每刻都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育。但是，与病魔作斗争，光硬拼是不行的，这是科学，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战胜它！”
夏菊花点了点头问：“那……还有什么更科学的治疗方法吗？”
“有——我们想对你的病，采用物理疗法。”大夫说，“有一种油脂透入疗法——就是用微量的电流刺激皮肤的毛孔，使油脂透过皮肤进入肌体。进行这样的治疗，病人会承受更大的痛苦，电流弱则疼痛轻，但疗效差；电流强则疗效好，但一般病人难以承受。”
“我能承受！”夏菊花没等医生说完便表了态，并问道，“那么，一般用的电流多大呢？”
“一般是8毫安，最大不超过15个毫安。”
“给我开16、18……20毫安，行不？”夏菊花恳求道，“我已经不止一次说过，只要能治病，能让我早日重上舞台，什么样的痛苦我都能忍受！”
看着夏菊花坚定的神情，医生点了点头。
经专家小组研究后，决定同意夏菊花的请求。
超常规的治疗开始了，通向夏菊花身体的电流从15毫安开始逐步上升，一直加强到20毫安，医生护士们紧张的目光注视着眼前这位特殊的病人，夏菊花为了减轻医务人员的压力，她忍着疼痛微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还可以加强电流……”医生和护士们听着，他们为夏菊花惊人的意志力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夏菊花终于出院了，在离开医院的时候，医生提醒夏菊花：“你的腰虽然不疼了，但这是暂时现象，腰病留下的后遗症恐怕要伴随你一辈子。出院以后，要注意保养，不能累，更不能做强度太大的练功和演出，万一病情复发，治疗就更困难了。记住一定要定期来医院复查……”
根据医生的叮嘱，杂技团安排夏菊花教学带徒弟。可是，出院后不久，一次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一个新的难题再一次摆在了夏菊花和她的领导面前。
1971年的一天下午，领导突然通知夏菊花，说是北影厂来了一个摄制组，要给她拍一段新闻纪录片，随同前来的还有《人民画报》的一位摄影记者。
当时，武汉杂技团的主要领导是“军代表”，也许是领导出于对夏菊花的腰伤尚未痊愈的考虑，军代表提出，拍一段“忆苦思甜”就行了。夏菊花一听，马上做出反应说：“我是一名杂技演员，不拍我的节目，只拍我忆苦思甜有什么意义呢？要拍，就拍我的《顶碗》。”
领导听了后颇感为难地说：“可是，你的腰病……”
“我的腰不碍事了！”夏菊花又固执起来了，她急得当场做了几个下腰的动作。
此时，北影的摄影师王石华和一起前来作采访报道的《人民画报》记者常素琴走了过来，他俩看了夏菊花所做的动作，心中暗暗高兴，王石华说：“这次拍摄——如果能上节目，那就太好了！你们知道吗？首都的观众非常关心夏菊花同志，我们就是带着千千万万观众的心愿前来武汉的呀！”
摄影师的话更加激起了夏菊花的热情，她对领导说：“观众的要求，这就是命令嘛！就这样决定吧，拍《顶碗》！”
领导仍然有些犹豫：“可是万一……”
“我保证完成这次任务！”夏菊花说，“你们可能不知道，自打出院那天开始，我就在偷偷地练功、练《顶碗》，我早已下定了决心，恢复《顶碗》是我必须完成的最重要的使命！趁这次拍摄的机会，我要求，拍摄难度最大的‘单层单飞燕拐子顶脚面夹碗’，这是我‘文革’之前一直想完成而来不及完成的动作！”
夏菊花雄心勃勃的目标，使在场的人听了都惊讶得目瞪口呆了！一片沉默后，夏菊花感觉到大家对自己还是不放心，还是不理解，她急了，激动地说：“同志们，请你们相信我、理解我吧！《顶碗》，使我这个旧社会的苦孩子解放后站了起来；《顶碗》，让我走向了世界，为国争了光；也是这个《顶碗》，使我在前几年受了那么多不白之冤！那个歹徒用枪托猛击我的腰部，也是冲着《顶碗》来的！他妄图打断我的腰，让我永远不能演《顶碗》，但是，我要说，我一定要演，而且一定要演得更好！我要通过电影镜头告诉亿万观众，残暴的歹徒永远不会得逞，党和人民为我夏菊花撑腰，夏菊花没有倒下，而且永远不会倒下！”
一番肺腑之言，真是字字饱含激情，句句掷地有声，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打动了！领导在一旁频频点头，他意味深长地说：“拍吧，那就拍吧，拍下菊花的《顶碗》，拍下她对人民的一片赤诚！”
三天后，武汉剧院架起了摄像机，武汉杂技团为这次“非常拍摄”作好了各方面的充分准备。
舞台上，两张会议桌摞放着，在两层桌上又加了两个凳子，夏菊花站在五六米的高处，准备表演。
临开机的时候，摄影师王石华有些紧张，他对夏菊花说：“菊花同志，你一定要上保险绳，不上保险绳，我不敢拍！我怕万一……”
站在高处的夏菊花犹豫了片刻，她大声回答说：“先别上保险绳，您大胆拍！”
摄影师只好听夏菊花的，他拍着拍着，额头上渗出了粒粒汗珠……
在场的领导和同事，人人都在为她担心，为她捏了一把汗。
夏菊花在摄影机前表演着，她冷静、胆大、心细……在侧幕观看的一位名叫冯超的军代表看着看着，闭上了眼睛，口中喃喃道：“啊！我有心脏病，我不敢看了，我不敢看了！”
正在此时，舞台上突然传来“哗”的一声——原来，夏菊花头顶上的碗塔从高空摔了下来，瓷碗的碎片撒落了一地！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意外的场景吓坏了，杂技团的几位领导立即冲上台去对夏菊花说：“菊花呀，你的腰还是不行呀！算了吧！”
夏菊花站在高空，坚定地回答说：“不！我再来一次！”
领导和同事们都了解夏菊花的性格——她是不服输的！她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是很难让她改变主意的！于是，一摞备用的碗塔，又顶在了夏菊花的头上。
夏菊花站在高处，只见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表演又重新开始了——她起顶后两只脚伸向头部，然后，脚面夹起碗塔，将碗塔送向前方。
这个被命名为“单层单飞燕拐子顶脚面夹碗”的高难动作终于完成了！“文革”前，夏菊花一直想冲击的艺术高点，今天终于变成了现实！在经历了政治上的狂风暴雨之后，夏菊花带着被歹徒打砸的腰伤，在舞台上重新站立起来了！这不仅仅是艺术上的成功，更是意志和毅力的胜利呀！夏菊花顶碗艺术中最新、最难的动作就这样上了银幕！夏菊花《顶碗》的巨幅图片同时登上了向全世界发行的《人民画报》！夏菊花用她坚定的信仰和惊人的毅力，给北京、给全国、给全世界关心她的人们交上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应该有个家了
夏菊花为了杂技事业，30出头尚未成婚，称得上是典型的未婚大龄女青年。但是，一个人总不能一辈子不成婚呀！夏菊花5岁离开安徽老家进夏家班子，从记事的年龄开始，她竟不知母亲的长相，1959年虽然有过短暂的相聚，却为没有与母亲有一张合影而深感遗憾；与父亲徐造钱，长年相伴不能相认，解放后聚散匆匆，只留下记忆中的痛苦思念！可以说，缺少亲情，是夏菊花前半生的一大缺憾。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一直牵动着不少老领导、老同志的心，他们经常为此事操心，想方设法要为夏菊花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
1971年，已经34岁的夏菊花终于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她的婚配，和她传奇的人生一样，极富戏剧性。
事情得从武汉市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代表大会”说起。那个年代，参加这类大会的都是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有一位名叫余宏杞的代表，是三轮车工人，也是闻名全市的特等劳动模范。他的儿子叫余开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校的一名青年教官。
有一次，余开润从驻地重庆回汉探亲，父母盼子成婚都有些急了，余宏杞问儿子：“开润呀，你年岁也不小了，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婚事了吧？”
“爸爸，这事您老别急！”余开润说。
“给你找个武汉姑娘好不？”余母范重英试探着问。
“武汉姑娘太凶了。”儿子笑了笑回答。
“又瞎说！”余宏杞严肃地说，“武汉姑娘伢贤惠得很哩！”
余开润见父母如此认真，他无言以对，一急之下说了这么一句话：“要在武汉找对象，那就找夏菊花好了！”
这本来是余开润“顶”父母的一句托词，谁知两位老人真的将此话记在了心里。就在那年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老劳模余宏杞和夏菊花坐在一起，余宏杞有意问夏菊花：“菊花同志，你多大了？”
夏菊花回答：“今年34。”
“啊，属牛的！”余宏杞点了点头说，“与我老大同年！”
接着，余宏杞向夏菊花说起了在重庆当教官的儿子余开润，夏菊花听着，没往心里去。
会后不几天，夏菊花突然接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余宏杞托亲戚写给她的，信中为夏菊花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名字就叫余开润！夏菊花看信后不知所措，她回想起在学“毛著”积极分子会上余宏杞的一番谈话，她才明白了其中缘由。夏菊花立即将信交给了杂技团的军代表。
军代表和杂技团的其他领导本来就为菊花的婚事操心，一看此信，如获至宝，并当即派人前往重庆“外调”，结论是：余开润表现不错，完全可靠！就这样，夏菊花和余开润的婚事初步确定下来了。
1972年2月13日，“顶碗皇后”夏菊花与青年军官余开润喜结良缘，他俩在武汉杂技团的一间10来平方米的小屋里举行了简朴而又气氛热烈的婚礼。由于新郎、新娘婚前身处重庆、武汉两地，远隔千里，互相不可能有太多的接触和了解，也只能先结婚后恋爱了。
余开润通过夏菊花，了解到了一位艺术家成长的艰辛、成功的喜悦和对人生的种种感悟。
夏菊花通过余开润，了解到了一位军人高尚的情怀、献身祖国国防事业的意志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他们的“蜜月”度得甜甜蜜蜜。
他们的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一个月后，作为军人的丈夫余开润离开了妻子夏菊花，按期返回了军营。
令小夫妻惊喜不已的是，他们迟到的爱情却早早地结出了恩爱的果实。
老劳模余宏杞老两口想到不久就要抱孙孙了，喜得合不拢嘴，他俩对媳妇夏菊花更是体贴入微，疼爱有加，生怕她累了、病了、碰了、撞了……
可二老哪里知道，作为杂技演员的夏菊花，照样在团里忙出忙进，忙上忙下，手把手地教她心爱的学生……
不久，一个重要的喜讯从北京传来，打乱了夏菊花婚后的宁静。这一年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文化部遵循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决定8月份在北京举行全国杂技调演以示庆贺，同时挑选优秀的杂技节目，为落实周总理的“杂技外交”的战略构想作准备。
夏菊花的心动了。这是杂技界多年未遇的一次盛会呀！这是夏菊花艺术人生再攀高峰的一次难得的机遇呀！夏菊花对自己说，这么重要的活动，我夏菊花可不能不参加呀！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我不能再失去这一次向全国观众汇报的机会！夏菊花踌躇满志，可一想到怀的孩子，她的心情又陷入了矛盾之中！这可是她过了34岁才怀上的第一胎呀！如果打掉第一胎，她还能再怀上孩子吗？如果再怀不上孩子，怎么向她的公公、婆婆和丈夫交代呀！再说，夏菊花半辈子孤身一人，她多么想要一个孩子陪陪她呀！如果再怀不上孩子的顾虑变成了现实，带给夏菊花和她全家的将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多么难以挽回的缺憾啊！把艺术视为第二生命的夏菊花思考再三，还是决定打掉第一胎，前去北京参加全国杂技调演。开始，她没有把这一想法透露给在汉的公公、婆婆，而是先征求她丈夫余开润的意见。
她想，丈夫是军人，应该理解和支持她为事业而作出的个人牺牲。经过信中的说服，没想到丈夫余开润极为支持她，并且回信让妻子尽快去做人工流产，并叮嘱道，不能拖长时间了，一旦胎儿大了，做“人流”的危险性就大了。
夏菊花得到了丈夫的支持，她心中好生宽慰，于是，她这才把她与丈夫余开润的共同“决定”告诉了公公和婆婆。
劳模余宏杞两口这一下可真是“老革命”
遇到了“新问题”。不答应吧，这可是他们两口子商量好了的大事情，作为劳模怎么能不支持媳妇与儿子为了事业而共同作出的正确决定呢？答应吧，老两口急着想抱孙子的梦一时圆不了且不说，而且万一……余宏杞两口不敢再想什么“万一”了……
为了支持夏菊花的事业，可敬的余宏杞与老伴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支持夏菊花打掉第一胎！夏菊花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后，又把自己的想法向武汉市杂技团领导作了汇报，没料到团领导没有一个人同意她这么做！关心她的同事也好心地劝她说：“菊花啊，你都快35岁了，怀上个孩子多不容易呀！难道你真想一辈子都没有孩子、孤独地过一生吗？这可是人生的大事，你可要慎重地考虑呀！”
夏菊花认定了的事情，九匹马也拉不回！她不顾任何人的反对，来到了武汉市第二医院妇产科，要求医生给她做人工流产。
夏菊花是名人，武汉谁不认识她？妇产科的著名专家高欣荣一听夏菊花的想法后，惊讶地看着她好久才说：“我从医几十年，很少遇到你这种情况，35岁怀上第一胎，却决心打掉，真是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高主任边说边摇头，这一下可把夏菊花急坏了，她赶忙把自己的想法向医生作了说明。高主任听了夏菊花的讲述，为她献身杂技事业的崇高精神感动了，也为她的公公、婆婆及丈夫的精神感动了，终于答应了夏菊花一家的请求。
在市二医院医生的精心护理下，夏菊花的“人流”手术做得非常成功。
夏菊花住院期间，公公在家煨汤做菜，忙个不停，婆婆在医院悉心照料，日夜守候着，夏菊花的身体很快得到了恢复。
做完人工流产，夏菊花很快又投入了更加艰苦的排练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哪怕豁出命来她也要为之拼搏和奋斗！可是，生理上留下的后遗症能改变吗？腰伤的障碍能够逾越吗？全身心投入训练的夏菊花虽然已将这些困难置之脑后了，但她周围的同事都在关注着她，这可是这位昔日的顶碗皇后经过政治风暴洗礼后的第一次真正复出呀，这可是“文革”以来夏菊花在首都舞台的第一次亮相呀，她带着随时可能复发的腰伤上台，她违抗医生的叮嘱演出高难度的《顶碗》，她究竟会在全国观众面前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呢？人们翘首以待！
终身难忘的北京演出
夏菊花要重返舞台了，而且是以《顶碗》最新的高难动作亮相首都北京。
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全国杂技同行的极大关注，也在许多喜爱杂技艺术的观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1972年8月的一天，北京二七剧场门口被挤得水泄不通，全国各地的杂技健儿赶到了这里，许多熟悉关爱夏菊花的观众赶到了这里，他们为见证杂技艺术史上这一不平常的时刻而激动着，他们渴望、期待着夏菊花在这一时刻创造出艺术的奇迹、生命的奇迹……
大幕拉开了，当报幕员报告下一个节目是武汉杂技团演出的《庆丰收》时，台下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身着彩衣的夏菊花轻盈出场了。台下，有几位熟悉她的观众低声说：“看，她出来了，她出来了！”全场观众的视线不约而同地投向了这位昔日的“顶碗皇后”身上。
舞台两边的侧幕内，此时也挤满了参加这次演出的演职员们，他们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台上，关心着夏菊花，期待着夏菊花……
在音乐的伴奏下，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夏菊花开始表演“单层单飞燕拐子顶脚面夹碗”，这一高难度的动作，既标志着夏菊花顶碗艺术的延续，又预示着夏菊花艺术生命新的开始，更昭示着“文革”动乱后，杂技艺术将重新崛起。
夏菊花没有辜负全国同行的热切期待，她十分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套动作，赢得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观看这场演出的观众中，有几位在“文革”中同样受到冲击的老艺术家，他们目睹着夏菊花重返舞台，激动得热泪盈眶地说：“夏菊花，好样的！她的复出，她的精彩表演，也表达了我们的心愿呀！我们应该谢谢她！”
夏菊花的成功演出感动了所有观看演出的人，唯独没有打动这次调演最有实权的那个“领导”者。这名“四人帮”在文艺界的帮凶，看完了夏菊花的演出后，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话：“夏菊花只剩下半个腰了，还演什么？不要让她再演出了。”
就这么一句话，剥夺了夏菊花登台演出的权利，扼杀了夏菊花的艺术生命，终止了夏菊花的舞台生涯！第二天晚上的演出，《顶碗》换上了夏菊花的学生，观众一时感到失望、惊愕，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
夏菊花更是感到万分痛苦，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场演出竟成了她告别舞台的最后一场演出。更令她百思不解的是，几年前，用枪托砸她的腰部的那个歹徒没有达到的目的，今天，竟在这位“领导”的一句话后变成了现实——而且是变成了一个不可抗争、无法改变的现实。
夏菊花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痛苦之中。
第二天，在北京二七剧场的后台，掌声已离夏菊花远去，昔日舞台的辉煌，一夜间变成了过眼的烟云，身心疲惫的她，此时感觉到的只有失落和无奈。她默默地收拾起了一件又一件道具，折叠起了一件又一件演出服，她深情地抚摸着，好像在抚摸着与她一起走过风雨人生几十年的好伙伴……
“告别了舞台，今后的路该如何走呀？”夏菊花反复地默默问自己。正在此时，许多同行、同事，特别是许多青年演员围在了她的身边，对她说：“不要灰心，菊花老师！您昨天的成功演出，是杂技艺术的一座丰碑，它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青年演员们更是激动异常地向她表态：“看了您的演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练功！我们就是您艺术生命的继续。”
离开了舞台的夏菊花，痛定思痛后，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她首先将全部精力用在了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上，从过去的李泽芝到现在的彭燕玲……她将一个个“小菊花”送上了舞台。
夏菊花的抉择，得到了一位伟人的首肯与鼓励，他的一句话，再次扬起了她生命的风帆，她胸中的那团火焰越烧越旺了。
1973年元月至4月，武汉杂技团奉调赴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尼泊尔五国访问演出。出访前，周恩来总理抱病亲自到首都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内审看节目并亲切接见了全团演员。
演出中，当台上由夏菊花的徒弟演出《顶碗》时，周恩来总理转身亲切地向夏菊花问道：“菊花同志，你不演啦？”
夏菊花如实地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说：“不演了。”
周总理听了后，停顿了一会儿才十分深沉而又语重心长地说：“也好，也好哇！我们的事业需要接班人。往后你就好好培养学生吧！”
夏菊花凝望着周总理瘦削的面庞，她点了点头说：“嗯，我一定按总理的话去做，决不辜负您的期望。”
审查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对武汉杂技团寄予了厚望，他对出访团团长申剑和副团长夏菊花说：“这次是‘文革’以来我国艺术团体首次出国演出。现在，许多国家对我国发生的事情不理解，诬蔑我们消灭了所有的民族传统艺术，我们要用事实回答他们。这次沈阳杂技团的节目以民族优秀传统节目为主，我们把他们派到了美国。你们武汉杂技团的节目，既有‘革命杂技’，又有传统节目，我们派你们去亚洲五国访问演出。你们一定要注意克服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要想方设法突出艺术性。道具的色彩要多种多样，要鲜艳一些。服装颜色不要大红大绿，要淡雅一点……”
武汉杂技团根据周总理的具体指示，对节目的内容、形式和服装、化妆及道具的色彩进行了调整与改进。周总理还对有关方面嘱咐说：“演员们在外演出的时间长达4个月，你们一定要配备医生随团走，好好照料演员们的身体，千万别让他们生病。”
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激励了全团成员，更激励了夏菊花。这次出访，虽然她没有参加演出，但作为分管业务的副团长，出访的每一个节目她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夏菊花就是这样在离开舞台后，翻开了她人生新的一页。
面对人生的新转折
夏菊花从6岁开始从艺，到35岁告别舞台，艺术生涯整整30个年头。
35岁以后的夏菊花不再上台演出了，她从1973年出访亚洲五国担任出国团副团长开始，相继担任了武汉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直至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主席……
从演员到担任领导职务，夏菊花的位置变了，但她年轻时立下的志愿未变，她许身文化、杂技事业的誓言未变，她经历时代风云铸就的精神、人格和风采未变，这些，都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使她在更广阔的人生之路上大步向前。
这还得从1972年说起。那年8月，夏菊花告别了舞台。1973年，她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与时任武汉市文化局局长的申剑一起带队出访了亚洲五国。
武汉杂技团首先到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夏菊花一下飞机，就想起了她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的许多往事。这次，武汉杂技团再度访问斯里兰卡，总统威廉·高柏拉瓦和夫人、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亲自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全团演员。
当班达拉奈克夫人与夏菊花再次见面时，她俩如同老朋友久别重逢，感到格外亲切。夏菊花与班达拉奈克夫人一起愉快地回忆了往事……
班达拉奈克夫人对夏菊花说：“我的丈夫班达拉奈克生前对中国十分友好，他非常重视斯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他遇刺逝世后，我接任了他的总理职位，我将继续为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不遗余力地工作，欢迎你和你的中国同事能经常到斯里兰卡来做客。”
夏菊花也热情地说：“我们也十分欢迎您方便的时候到中国来、到武汉来做客。”
“一定来，一定来！我们还会见面的。”班达拉奈克夫人拉着夏菊花的手，显得十分高兴。
该团从斯里兰卡到了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夫人努斯拉特·布托观看了中国杂技艺术家精彩的表演并愉快地接见了全团演员。接着，夏菊花和全团演员又来到阿富汗演出，受到阿富汗首相穆罕默德·穆萨·沙菲克的亲切接见。在缅甸仰光，武汉杂技团的来访，又一次掀起了中缅友好的热潮，推进了中缅友好关系的发展。这次出访的最后一个国家是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的尼泊尔王国。中尼两国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友好睦邻关系，在加德满都，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及王后艾什瓦尔雅和王室成员，同尼泊尔首都观众一起观看了演出。国王与王后极力赞赏中国杂技表演艺术家们的高超技艺。随后，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也兴致盎然地前来观看演出。
武汉杂技团出访亚洲五国的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
访问亚洲五国回来以后，夏菊花被任命为武汉市文化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这标志着这位苦孩子出身的艺术家正式走上了领导岗位。面临着人生的转折，夏菊花既为组织上的信任而十分感激，但更多的还是担心自己不能胜任领导工作而辜负了党的培养。
8月下调令，10月才到位。当夏菊花走进武汉市文化局的办公楼时，她的心情是复杂的。30年舞台生涯结束了，以前在剧团，成天面对的登高上梯、舞刀弄剑的练功和演出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开不完的会、看不完的文件，眼前是一片文文静静、慢条斯理、不急不忙的工作景象。风风火火惯了的夏菊花如何能适应这样的机关工作呢？时任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的王洪业看出了夏菊花的心思，笑着对她说：“菊花呀，不太适应吧！组织上将你安排在这里，是对你的信任和培养呀，大家相信从来不怕任何困难的夏菊花换了位置也决不会被困难难住的。我希望你，一要安心，要逐渐适应；二要学习，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三要创新，像你演《顶碗》那样，不断创新。我们党委一班人都希望你的参与将改变‘坐机关’的拖拉作风，树立起真正为基层、为群众、为艺术发展干实事的新风气。”
一向以“听党的话”著称的夏菊花，牢牢记住了王洪业语重心长的提醒，她将王洪业书记的要求变成了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为了掌握文化工作的全局，她下功夫学习了党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了树立为基层服务的新风，她除了参加重大会议外，整天下基层，到社会中去了解情况。当她了解到，武汉市文化系统职工有一批子女下放在远离城区的嘉鱼县，群众反映不便于家庭与子女的沟通时，夏菊花立即亲自出马，递报告、跑省委，硬是将“知青点”从嘉鱼迁到了离城区很近的汉阳县；对于艺术创作，夏菊花以前虽然接触不多，但她通过向内行、向专家求教，认定楚剧《狱卒平冤》具备了成为艺术精品的基础，她又亲自出马，为这个戏的创作演出筹措经费，她硬是说动了市长吴官正在市财政经费很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了13万元的专款，促成了《狱卒平冤》上京演出。该剧一举夺得了文化部颁发的数项国家级大奖，从而开创了武汉市戏剧创作的新局面……
从1974年开始，夏菊花又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那几年，夏菊花每两个月要定期上北京，参加全国人大的常委会。每一次在北京开会，她都将人民群众的许多意见和建议带到会上，忠诚地履行着人民赋予她的神圣职责——当国家要恢复“硕士”“博士”学位时，夏菊花在常委会上积极发言，投了赞成票。当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十大元帅”的历史定位时，有些委员提出，林彪叛了国，不应将其排在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列。在当时“左”的思潮尚未肃清的年代，夏菊花大胆地提出，林彪虽然背叛了国家，但在人民解放事业的战争中，他是立过战功的，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不能将林彪从“十大元帅”的名单中拿掉。
她的见解和公开自己观点的精神博得了许多常委的肯定和支持。
夏菊花就是这样，在“从政”的路上，处处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的，行使着人民赋予她的神圣职责。
第一次担任出国访问团的“一把手”
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的日子里，夏菊花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她的脸上成天挂着灿烂的笑容，连走路的步子都迅速有力多了，她忙碌的身影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武汉市文化局机关或文化系统所属的艺术团体内。
1978年的二三月间，为了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改变“四人帮”所造成的“八亿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夏菊花开完全国人大会议回到武汉，她一方面立即着手鼓励各院团恢复上演人们渴望已久的优秀传统剧目，另一方面鼓励编导人员创作新的剧目，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求。武汉文艺界一时间红火起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热情高涨，各个剧场经常爆满。
此时，武汉杂技团已经有4年多中断了出访国外的演出。夏菊花作为局领导，对杂技艺术尤为关切。她对杂技团的领导和杂技演员们多次说：“杂技艺术有着它自身的特点，我们必须清除极‘左’思潮强加给杂技艺术所不能表达的一些内容，不断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按照杂技艺术的自身规律，更新杂技节目，迎接杂技艺术的第二个春天。”
有的杂技演员问她：“过去，我们武汉杂技团一年有好几次出访演出任务，如今已经4年多都一直呆在武汉，莫不是中央文化部把我们给忘记了吧？”
夏菊花说：“不会的。由于‘文革’的消极影响，我们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有所疏远与隔膜。
改善这种关系的最好形式之一就是艺术交流。
大家要练好功，做好方方面面的充分准备。我相信文化部一定会安排我们出国演出的！”
不久，武汉杂技团接到了出访巴西的演出任务。文化部和中国对外友协经研究决定，这次出访由夏菊花担任团长。听到这个决定，夏菊花思想上的弦顿时就绷紧了。这次，上级决定由她担任主管全盘的“一把手”，夏菊花感到既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培养，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外交无小事呀，她下决心一定要完成好“文革”后的第一次出访任务。
出访前，夏菊花认真阅读了中国与巴西的有关资料，并通过上级和有关部门了解到巴西的概况，掌握了两国交往的基本情况。1961年8月，若奥·古拉特继任总统时期，两国民间往来较多。1964年，巴西右派军人在美国的指使下发动政变，推翻古拉特政权后，两国关系一直相处冷淡。1974年8月，中巴才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一直没有进行文化艺术交流。这次出访，既是表示中国对巴西的友好，打开对外交流之门，又是一次商业性质的演出。为了在巴西人民面前展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艺术家的形象，夏菊花请示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的领导，要求首先在艺术团的着装上进行改观。
男演员一律西服革履，女演员必须要穿旗袍。
在“四人帮”流毒远未肃清的当时，提出穿西装、穿旗袍出国访问演出，夏菊花是第一人。她说：“文化大革命将旗袍当作‘四旧’扫了，这是错误的。旗袍不但显示出东方美的神韵，而且向世界传递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不敢穿？国内可以大众化，但去国外必须民族化，这是关系国格的大事。”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的领导在研究夏菊花的这一提议时，十分惊叹地说：“夏菊花毕竟是夏菊花呀，只有她才敢这样提，只有她才会这样想，因为她有着出国的丰富经验，她了解外国朋友如何看中国。”于是，“文革”后出国演出，着装上的拨乱反正，就从夏菊花这儿开始了。
夏菊花率领的武汉杂技团是“文革”后的首次出访。他们受到了巴西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她一走下飞机，就有记者问道：“夏菊花团长，请问你们的杂技节目中是否有政治内容？”
夏菊花礼貌地回答说：“我们的杂技节目没有政治内容。但是，你们看过我们的杂技节目之后，可以从中看出我们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理念，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艺术风格和丰厚积累，因为中国杂技从古代到现在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从夏菊花简短的答记者问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机警和坦率，同时，也看到了她作为中国外交使者的成熟与大气。
当武汉杂技团女演员身着样式别致、色泽淡雅的旗袍在巴西利亚机场款款而行、飘然而过时，更是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我国驻巴西大使的夫人也夸奖说：“夏菊花团长，您带领的女演员在台下穿上旗袍就像天仙一样的漂亮，一旦上了台，不是更美丽了么？”正如大使夫人所言，武汉杂技团在巴西的首演相当成功，巴西报纸称赞说，观看中国杂技演出，是一次“美的享受”。巴西参议院议长佩特罗尼奥·波尔特拉观看演出后接见了全体演员，还授予夏菊花团长巴西议会勋章一枚。接着，杂技团又来到了有着巴西“第二首都”之称的里约热内卢，演出带来的“热浪”如同这座热带城市一样火热。
在巴西历时近3个月的演出，使迷恋足球、桑巴舞和咖啡的巴西人，又迷上了精美绝伦的中国杂技。中国驻巴西大使馆的同志在送武汉杂技团归国时，非常激动地握着夏菊花的手说：“谢谢你，夏团长！谢谢你带出了这么优秀的演出团体，你们的演出加深了巴西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在中巴的友谊史上，将永远记载着你们的杰出贡献。”
“文革”后，夏菊花第一次率团出国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她像以往自己出国演出获得成功一样，心里感到十分高兴。
回到武汉后，她依然以文化局领导的身份，按时上下班。一天，一件意外的事传到了她那里，文艺界的一位朋友前来告诉她：“夏局长，你知道吗，最近，武汉杂技团发现了一个很不错的苗子。”
“啊？发现艺术新苗是个好消息呀！是谁？”
夏菊花见这位朋友似乎有些难言之隐，她急了，“哎，你说呀！干嘛吞吞吐吐的，你再不说，我这就到杂技团问去了。”
夏菊花是个作风麻利、说干就干的人，她一边说一边就往外面走去。那位朋友快步跟上，与夏菊花咬了咬耳朵：“她叫李莉萍。”
“啊！”夏菊花明白了，“我见过她，前几年，还在她刚开始练功的时候，她妈妈请我去看过。”
“这孩子现在可出息啦。”
“是吗？我刚回国，还顾不上去看她。”
“怎么？你还想去看她？”那朋友传话给夏菊花说，“我听好多人讲过，李莉萍的家里精心培养她，就是冲着你来的。”
“这……至于吗？”夏菊花想了想，急急忙忙走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个杂技新苗破土而出怎么会是冲着夏菊花来的呢？李莉萍究竟是什么人呢？无风不起浪。说起李莉萍，还真的和夏菊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切都以事业为重
李莉萍是谁呢？说起来，还真富有戏剧性——原来，李莉萍是夏菊花当年寄身的夏家班子的后代。她的母亲夏金船，是夏菊花给夏家当“押子”后，夏氏班主与养母郑秀英生的第一个孩子。夏金船后来也成了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并且是夏菊花《顶碗》中的第三任“助演”，李莉萍应该叫夏菊花为“姨妈”。
李莉萍这孩子生在杂技之家，长在杂技圈内，从小受杂技艺术熏陶，加上妈妈、爸爸、外婆、外公都是有经验的杂技演员，所以这个孩子刚刚学会走路就开始练腰腿功了。她的外婆郑秀英特别喜欢这个小外孙女，不时给她传功授艺。几年功夫，李莉萍的基本功已经练得像模像样，与杂技团少年学员班的正规生比起来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天，夏菊花来到杂技团的练功场，她看见李莉萍的父亲李玉山正在教女儿练功，高兴地走近前去与李玉山打了一个招呼后，便聚精会神地审视着李莉萍。她发现这个小姑娘腿好、腰软、基本功扎实，而且身材也不甚纤长，倒真是一个练软功的好苗子。
她兴奋地对李玉山说：“好，好呀！有人对我说，杂技团发现了一颗好苗子，今天一看，果然不错。你们一定要好好培养她呀！”
李玉山点了点头说：“萍萍小时候主要靠她外婆和妈妈教功。在现在的基础上，若再想提高，必须对她进行规范、系统、全面的严格训练，所以，我们一家人都想让她报考杂技团。”
“啊，有什么困难吗？”夏菊花问。
“团领导说，团里目前没有进人的指标。”
夏菊花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回去了解一下，再回答你们。”
夏菊花没有当场表态，因为“指标”问题不是她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但是，“指标”是用来发展事业的，总不能让“指标”来限制事业的发展吧？杂技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离不开人才，离不开可以培养成“尖子”人才的苗子。
此时，那位朋友对她的提醒突然又出现在耳边：“李莉萍家里精心培养她，就是冲着你来的呀！”
“是呀，我小时候在夏家班子确实受过不少苦，但那都是旧社会造成的。”夏菊花心里想，“何况，我个人与夏家过去的恩恩怨怨，与这个才十来岁的小姑娘能有什么关系呢？古人还主张，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哩，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
夏菊花不相信夏家培养李莉萍是冲着自己来的，即使真是那样，日后李莉萍超过了自己，不正说明我们的杂技事业在发展吗！夏菊花又想起了一位领导说过：“没有宽阔的胸怀，就不可能有事业的发展！”
夏菊花更想起了周恩来总理在自己告别舞台后的谆谆嘱托：要带好学生，要培养好接班人。
于是，夏菊花下定了决心，不管旁人如何评说，不要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切要以事业为重。夏菊花抱着对杂技艺术的巨大热情和责任感，为李莉萍争取进团“指标”，她到处游说，上下协调，硬是破格录取了李莉萍，让她成了武汉杂技团的正式成员。
消息传出，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夏家推出第三代，就是来顶替夏菊花的，是来摘取夏菊花的皇冠的，是来为她夏家出气报仇的。”
夏菊花一听，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她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知道什么出气报仇？应该说，她的母亲和外婆培养她，给她打好了基础，是为杂技艺术培养了人才。她们能为杂技团输送这么好的苗子，不但不是报仇，而是有功。我们的杂技演员，如果都能像李莉萍的家人一样，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好苗子，我们都应该给他们戴上奖章，因为他们为杂技事业后继有人立了功。”
从此以后，李莉萍这个名字在夏菊花的心里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夏菊花以她艺术家独特的眼光，认定李莉萍就是《顶碗》的接班人，夏菊花以她几十年舞台实践的经验判断，今天的李莉萍很有可能成为明天的又一位“顶碗皇后”。
但是，从“有可能”到“真正实现”，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艰难、困苦、曲折甚至失败时时都会与你一路同行。夏菊花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体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了杂技团的领导同志，希望他们和自己一起，对像李莉萍这样有希望的苗子，保护好、培育好，使其更加健康地成长。
夏菊花对李莉萍真是煞费苦心。她在繁忙的工作中，一有机会就以各种方式——或打电话、或去团里、或找杂技团的领导和老师询问李莉萍的情况，了解她的训练过程，亲自修改她的训练计划，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教功的老师和李莉萍的父亲李玉山说：“李莉萍练节目，不要贪多，不要搞复杂了，根据她的基本功和生理条件，就是要突出练《顶碗》。练《顶碗》就得用真碗，演员顶真碗和顶塑料碗感觉是不一样的。”
夏菊花一贯强调杂技节目的创新，她说：“创新是杂技艺术的生命。我顶了几十年的碗，就是在不断创新中获得成功的。李莉萍学《顶碗》，不要照搬我的老套路，要超过我，就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夏菊花的话语简短而朴实，但却对《顶碗》的发展作了精辟的总结。武汉杂技团《顶碗》的四代演员，每一代都有创新之举——夏菊花的《顶碗》是从传统杂技的《男子顶碗》演变而来，经过艺术上的不断创新，以崭新的面貌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高度赞美；而她的弟子——第二代《顶碗》演员李泽芝，则在夏菊花《顶碗》的基础上，于1974年创造性地将《顶碗》与《柔术》两个节目合二为一，使《顶碗》艺术有了新的发展；第三代传人彭燕玲继续创新，将《顶碗》表演的台子由静止变为转动，更增添了《顶碗》艺术的美感，可谓锦上添花；那么，到了第四代传人李莉萍，该如何继承《顶碗》的艺术成就，使其在进一步创新中有所发展呢？当有人提出，将戏曲武旦的“乌龙绞柱”的形体动作为《顶碗》所用时，夏菊花非常支持这一具有创新意识的设想。经过反复试验和排练后，“乌龙绞柱”的戏曲动作终于融入了李莉萍的《顶碗》中，不但增加了《顶碗》整体上的难度，而且，丰富了这个节目的韵律，使第四代传人演出的《顶碗》别开生面。为了使《顶碗》演出更加干净、更加完美，夏菊花又提出了取消“捡场”的设想，夏菊花亲自到练功场，找来了制作道具的师傅徐飞龙，对他说：“《顶碗》演出中途，上来人捡道具，容易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我想通过道具的改制解决这个问题。”夏菊花说出了自己的设想和具体要求——在演员表演的台子里，安上“机关”，通过升降，替代捡场……就这样，《顶碗》的质量又一次得到了改进和提高。
在夏菊花“艺术要创新”的思想指导下，李莉萍的《顶碗》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杂技舞台上，受到了各级领导、专家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同时，夏菊花对艺术高度负责的精神，尽心尽力帮助李莉萍超过自己的思想境界，更使她成了文艺界的一代楷模。
但是，艺术新人的崭露头角只是成就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开始，如果不继续促进，不适当宣传，不给艺术新人“更上一层楼”的机遇，那么，他（她）很可能自生自灭。特别是作为杂技演员，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杂技演员的艺术青春太短暂了。夏菊花——一个从艺术家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她特别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失时机地将李莉萍推上了首都舞台，她要为李莉萍迅速走向全国、进而走向世界搭建一个平台。
1981年，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在北京成立，夏菊花向与会的二十几个省市的杂技艺术家的代表们推荐了李莉萍。李莉萍和她演出的《柔术顶碗》在首都舞台首次亮相后，立即引起了全国杂技界的一片赞扬，他们从李莉萍的身上不但看到了夏菊花过去的身影，更看到了杂技艺术的未来，看到了杂技艺术的希望！不到13岁的李莉萍通过在北京的演出，完全达到了夏菊花为她精心策划的此行目的，李莉萍的名字很快在全国杂技界传开了，这为她今后更大的发展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中国杂技的领军人物
中国的杂技艺术，经历代杂技艺人的发展创造，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已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个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艺术品种，杂技艺术团体遍及各大、中城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尚无杂技艺术家协会，这与我国杂技艺术的飞速发展极不相适应。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筹备，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终于1981年11月在北京成立了，担任该协会首任主席的就是众望所归的夏菊花。
喜讯传来，夏菊花百感交集。这一年，她43岁，正值盛年，她回首自己走过的每一步路，感慨万千。她想：自己从一个沿街乞讨的小丫头，进入杂耍马戏班当“押子”，当丫环使女，要不是解放了，她也许早就摔死在马戏棚内了。是共产党和毛主席一步步把自己培养成杂技艺术家和领导干部。今天，全国杂技界同行把自己推选到全国“杂协主席”的位置上，成了名符其实的中国杂技领军人物。挑起这副担子，夏菊花感到光荣，但又觉得责任重大！按说，这是夏菊花人生最得意的时刻，也是最辉煌的一页。可夏菊花赴京走马上任时，穿着还是那么朴素，言谈举止还是那么谦和。
中国杂技艺术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隆重开幕。
当大会通过选举，一致通过夏菊花当选为主席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掌声中，穿着朴素的夏菊花面带笑容，平平静静地走上了主席台。
作为首届中国杂协主席的夏菊花，第一次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来自全国的杂技界同行们，作了题为《为繁荣社会主义杂技艺术而奋斗》的报告，她在报告中重点谈了中国杂技艺术发展必须努力的五个方面：第一，要正确解决好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第二，要善于借鉴，不断丰富杂技艺术的表现手段，提高杂技艺术水平；第三，要百花齐放，全面发展，不能厚此薄彼，重武轻文；第四，要全面提高杂技队伍的文化艺术水平，重视并逐步形成与杂技表演相适应的杂技理论队伍和杂技编导队伍；第五，加强和改善党对杂技工作的领导。
以上五条意见是夏菊花集大家的智慧，又根据自己几十年从事杂技的经验和教训，与全国各地的杂技界代表推心置腹、认真总结后形成的。
在这次盛会上，还有一个令夏菊花感到异常欣喜的事情，她的亲生父亲徐造钱作为福建省的特邀代表，也来到了北京，这是他们父女俩自文化大革命中在武汉相会后的又一次相逢。夏菊花见到父亲的第一眼时，她感到父亲苍老多了。
徐造钱一见到夏菊花，满脸的皱纹都笑开了花，他牵着女儿的手大声说：“菊花呀，你阿爸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杂协的主席是我的亲生女儿呀！”说完，老人家哈哈大笑起来。
徐造钱抹着眼泪继续感慨万端地说：“菊花呀，不容易呀，你真的有出息了！阿爸我高兴，高兴啊！”
女儿如此的荣耀，怎么不令这位在旧社会饱受艰难、在新社会又饱经风霜的杂技老艺人感到无限欣慰呢？他为女儿的成功而骄傲，也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女儿感到十分光彩！会议期间，父女俩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夏菊花只要一有空，就与父亲聊个没完，她总觉得欠父亲的太多太多，她尽可能地抽出时间来，陪陪自己孤独的老父亲，尽一份女儿微薄的孝心。
徐造钱对夏菊花说：“菊花啊，我们父女俩总算熬过来了哇！‘文革’的时候，我看你那么遭罪，我真担心这一辈子我们父女俩难得再见面了哩！现在好了，噩梦总算过去了！”
夏菊花对老父亲关切地说：“阿爸，听说您老人家在‘文革’中也吃尽了苦头，女儿我当时自身难保，管不上您，真对不起您呀！”说着，夏菊花伤心地流下泪来。
徐造钱为女儿擦去了泪水，说：“菊花呀，快别这么说！阿爸知道你的难处，不怪你呀！其实，我被赶出了杂技团，在街道里守门也蛮好的！我一个人又守门、又扫地、又种菜，街道上老老少少的人，都蛮喜欢我这个徐老头的！”
夏菊花又关切地问：“阿爸，现在呢？现在您还好吧？”
徐造钱说：“‘文革’一完，团里就派人来街道接我回团去教学生，一听说要接我走，街道上的人就是舍不得，一再要挽留我哩。”
夏菊花对父亲说：“您老人家应该回团去，为福建省再培养几个杂技新人出来！”
徐造钱不住地点头：“那是的，那是的……如今的形势这么好，我应该为杂技的发展，发挥我的余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来感谢党、感谢政府啊！”
他告诉夏菊花，这次，当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杂技界老年代表杨晓松、邓文庆、孙泰、金剑风、周云鹏、王俊武等相聚北京的时候，他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怎么把自己身上的这点玩艺，传授给下一代……
夏菊花听着父亲动情的讲述，看着父亲虽然有些苍老，但言谈举止中洋溢出来的老骥伏枥的壮志豪情，她对父亲、对老一辈杂技艺人的敬意油然而生。这位刚刚接过“帅旗”的中国杂技艺术的领军人物，由此更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杂技的明天。
“商演”谈判显身手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一位加拿大客人、跨国演出经纪商索奇来到了武汉，找到了武汉杂技团，找到了时任武汉市文化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的夏菊花。宾主见面，分外热情。
索奇此次来华，是为了挑选优秀的中国杂技节目赴加拿大作商业演出。夏菊花作为东道主，亲自安排武汉杂技团演出最精彩最优秀的节目供索奇挑选，并亲自陪同观看，仔细讲解。
索奇看得眼花缭乱，眉开眼笑，一再表示可以选定武汉杂技团赴加。
夏菊花把这一项主动找上门来的外事商演活动意向，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经同意，她代表武汉杂技团向索奇表示，愉快地接受邀请，并商谈细节。
谁知，在商谈具体演出事项时竟出现了重大的分歧，一次能为国家创汇的商演眼看就要付诸东流。
索奇提出的商演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一、加方要求中方在加拿大每天必须公演三场，少一场都不行；二、武汉杂技团只能抽调一部分节目赴加商演，加方还将到中国其他杂技团挑选精彩节目，与武汉杂技团共同组团赴加；三、如果同意以上两条，再来商谈演出报酬……面对索奇不顾中方利益、片面强调加方经营效益的做法，作为一位多次亲自率团出访的领导人和杂技专家，夏菊花作出了礼貌但却是坚决果断的答复。
夏菊花对索奇微笑着说：“我和世界上很多著名的演出商都打过交道，像索奇先生这样谈条件的，我还是第一次碰见！”
索奇耸耸肩，笑着说：“夏女士有什么高见只管谈，只管谈……”
夏菊花转入正题，轻言细语地向索奇介绍说：“索奇先生，杂技团是建国后较早建立的国家级文艺团体之一，有着整齐的阵容、丰富多彩的节目。从建团起已经先后独立访问了蒙古、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斯里兰卡、法国、意大利、瑞士、缅甸、尼泊尔、巴西等数十个国家，在各国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这些情况，我想索奇先生不会不清楚吧？”
索奇一听，连忙说：“清楚，很清楚。如果不是这样，我怎么会不远万里亲自找到武汉来呢？”
夏菊花接着说：“很显然，武汉杂技团是完全具备独立出访贵国的条件的！根本就没有再把其他团的节目穿插进来的必要！如果索奇先生对其他团的节目感兴趣，完全可以下次再邀请他们去。再说，如果按您的意见，只是抽选部分节目合到别的团里去，那么，我团剩下的演员就不能单独演出了，其他的团也一样。这样，在人力、经费方面不是加重了你我双方的负担吗？”
索奇听着夏菊花有理有节的分析，良久无语。
夏菊花接着说：“杂技表演是一种特殊的表演，演员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精力和心力，所以我们必须爱护演员。假若像索奇先生所说的那样一天演三场，演员肯定吃不消，说不定还会出事故，影响演出质量和武汉杂技团的声誉。同时也会给贵方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不知索奇先生认为我的意见有没有道理？”
夏菊花就这样不失礼貌但又寸步不让地反驳了索奇提出的苛刻条件。为了使这次商演谈判成功，也为了让对方好下台，夏菊花又委婉地说：“不过，我们武汉杂技团是很愿意独立去贵国进行商演的，请索奇先生到其他城市的杂技团再走一走，看一看，我在武汉随时欢迎您的到来，好吗？”
索奇只好答应到其他城市看看之后，再到武汉来与夏菊花举行第二次商谈。
果然，夏菊花具有说服力的谈话发生了重要作用。过了不久，索奇又从加拿大来到了武汉，完全同意了夏菊花提出的合理建议。
第二次与索奇商谈后，达成的一致协议是：一、由武汉杂技团独立组团出访加拿大作商业性演出；二、每周除星期六与星期天演出日夜场外，其他时间一律只演一场，接待方必须每周安排演职员休息一天；三、每场演出费为7000加元。
经上报有关部门批准同意，中加双方正式签订了武汉杂技团出访加拿大的演出合同。
多少年来，传统观念一直束缚着中国演艺团体的健康发展，演出的市场化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夏菊花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已经对这一课题有了足够的认识，并且付诸实践了。这种超前意识，不能不说是夏菊花对艺术规律更深层次认识的一种反映。
出访加拿大
1982年元月至3月，武汉杂技团出访加拿大，团长为夏菊花。
这次出访的演员名单中增添了一位杂技新秀——李莉萍。这是夏菊花和其他负责同志有意想创造一种环境，让“可爱的小红花”——李莉萍在国际舞台上经受考验，为以后参加世界级比赛打下基础。
这年，李莉萍刚满13岁，是团里最小的演员。李莉萍的爸爸妈妈听说自己的女儿要远渡重洋出访加拿大，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女儿可以出国见见世面；忧的是女儿这么小，一个人到国外去，练功、生活、出行、演出等都没有专人照顾，他们实在是放心不下。
于是，他们夫妻二人找到夏菊花，希望能加一个名额，让他们二人中抽一个人去陪伴李莉萍。
夏菊花既是团长，又是李莉萍的姨妈，对李莉萍出国演出的事早已考虑细致。她和蔼可亲地对李莉萍的父母劝慰道：“杂技团出国是经常的事情，你们对出国人员的情况和要求也很清楚。这次是商业演出，为了给国家多创汇，在出访人员上我们压缩到了极限，一个人要做几个人的事情，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支。我们这次选定出国人员很慎重，首先要保证参加演出的演员；第二要保证乐队的演奏员；最后才考虑行政管理人员。其实，你们的担心也是我的担心。我已经安排了团里的盛小燕专门照顾萍萍的生活起居，保证她的安全。我是团长，在国外的工作忙，要顾及到方方面面的事情，一点儿错也不能出，当然不可能全力照顾萍萍。
但是，请你们放心，你们不在萍萍的身边，我夏菊花就是她的亲妈。在专业上，我还组织了一个小小的专门班子，负责她的训练和演出。你们看，这样安排行不？”
夏菊花安排得这么细致，考虑得这么周到，说得如此真诚动情，李莉萍的爸爸妈妈听后还有什么话说呢？他们打消了顾虑，对夏菊花表示感激。
夏金船拉着夏菊花的手，亲切地说：“菊花大姐，萍萍我们就拜托你了……”
说服了李莉萍的父母，夏菊花心中感到一阵欣慰，但同时，一种莫明的惆怅却突然向她袭来，因为她从夏金船夫妇对萍萍的关爱中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那一年，夏菊花的大女儿余央8岁，小女儿余非5岁。这两个女儿都是夏菊花35岁打了第一胎后，因生育年龄过大而剖腹产的，她们都是母亲的心上肉、掌中宝呀！可是夏菊花却不能将全部的母爱给予她们。大女儿余央出生100天，夏菊花便去了法国；小女儿余非出生没多久，夏菊花又上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人代会去了……
夏菊花一走，两个孩子的生活——从端屎端尿到喂食喂奶全部落在了丈夫余开润的身上。余开润为了照顾这个家从外地调回武汉，为了支持夏菊花的事业，这位年轻的教官又当爹又当妈，还要努力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夏菊花每当想起这些，心中便感到十分内疚。最让夏菊花揪心的是，在一次出国访问时，竟收到了女儿的一封信，信上只有简简单单六个字——“妈妈，我们想你！”捧着信如同捧着女儿可爱的脸庞，夏菊花忍不住潸然泪下。
对亲生骨肉的思念是那么痛苦，而对女儿不能尽到当母亲的责任，更造成了夏菊花终身的缺憾。夏菊花何曾不想将她们培养成接自己班的杂技演员呢？两个女儿两三岁时，夏菊花有意试过她们的腰，凭她的经验，女儿只要精心培育，极有可能成为优秀杂技新苗的。可工作一忙起来，夏菊花便无暇顾及了。等她再想起此事，女儿已经过了练功的最佳时期。
夏菊花带着全团成员抵达了位于北美洲的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在渥太华，李莉萍的《柔术顶碗》是最受欢迎的节目。每当看到李莉萍的节目受到观众欢迎的那种狂热场面，夏菊花心里就涌出一阵阵喜悦，感到由衷的欣慰。杂技艺术事业只有一代接一代的新人出现，才会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在加拿大，夏菊花真的把李莉萍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当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李莉萍的饮食睡眠，喜、怒、哀、乐，夏菊花时时刻刻都关注着、体贴着。在繁忙的外事活动中，夏菊花挤出宝贵的时间来找李莉萍谈心，以母亲般的情怀温暖着李莉萍幼小的心灵。
夏菊花把李莉萍的《柔术顶碗》作为全团的重点节目予以保护，除了业务专班负责李莉萍的基本功训练外，每场演出前夏菊花都要仔细检查李莉萍的化妆、服装、道具等每一个细小环节，尤其是安全。夏菊花一次又一次地叮嘱年纪大一些、经验丰富一些的老演员时时要保证李莉萍的演出安全。
在夏菊花和全团演员的倾心呵护下，李莉萍的《柔术顶碗》和武汉杂技团其他节目受到了加拿大观众的狂热欢迎。
武汉杂技团在加拿大演出，上座率居高不下。看到演出带来的高利润，索奇先生成天眉开眼笑，他为自己成功地请到了世界上一流的杂技艺术团而沾沾自喜。有一天，索奇先生忽发奇想，他找到夏菊花团长，恭恭敬敬地对她说：“尊敬的夏菊花团长，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您能否同意——”
夏菊花笑着说：“索奇先生，这次，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您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满足您。”
索奇先生吞吞吐吐地说：“李莉萍小姐表演的《柔术顶碗》简直不可言喻！太美了！我想……我想请李莉萍小姐到渥太华最大的商场、最豪华的橱窗里去表演几个动作，肯定能够轰动整个加拿大。”
在西方国家的商业演出中，演员在各种商业场所照个相、合个影、留个纪念什么的，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中，让一个年仅13岁的小姑娘，穿着单薄的柔术演出服，钻到人家大商场的橱窗玻璃柜里去表演，去让过街行人观看，这可是个有关国格、人格的原则性大事。夏菊花对索奇先生的这一建议非常反感，可怎么回答这位并无恶意的加拿大经纪人呢？夏菊花略思片刻，她不露声色地看了一眼索奇先生，然后说：“索奇先生，中国的杂技艺术是剧场艺术、广场艺术，不是橱窗艺术。我们的李莉萍小姐是杂技演员而不是橱窗里的模特演员、广告演员，您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夏菊花软中带硬的话语，明确地表示了她的态度，聪明的索奇先生立即感到了自己理亏，他急忙结结巴巴地赔礼说：“对不起，对不起，夏……夏女士……是我考虑欠妥，您千万别见怪！我只是想让你们多挣点钱。”
夏菊花接着似乎若无其事地对索奇先生笑着说：“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正道的钱，再多我们也不会赚的，这是中国人挣钱的原则，也是我们进行商业演出的原则。”
也不知索奇先生听懂了这句中国古训的含意没有，只见他一个劲地点头道：“是，是。”
离开渥太华，夏菊花一行按期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市。在这座被誉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中国杂技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再次刮起了一阵阵旋风，尤其是李莉萍的《柔术顶碗》，更是令这座美丽城市的市民迷恋、倾倒。
一天，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带着政府官员来到剧场，兴致勃勃地欣赏了李莉萍和全体演员们的演出，并亲切接见了夏菊花团长和全体演员。
夏菊花以她那端庄的仪表和高雅不凡的气质，给这座城市的市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李莉萍等武汉杂技演员以他们优美的杂技艺术，赢得了这座城市市民们的极高评价。
离开这座美丽的城市时，温尼伯市长授予了夏菊花“荣誉市民”
的称号。
武汉杂技团此行，为国家创造外汇达40万美元。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总经理的侯甸得知后，惊喜地称道：“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呀！”
首任国际评委
1983年元月，“明日杂技节”将在法国巴黎隆重举行。这一世界性的杂技赛事，是由法国著名的演出经纪商莫克莱尔先生发起的，由于它旨在促进世界各国杂技艺术的发展，培养杂技新人，提高杂技艺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受到各国政府和杂技团体的高度重视。中国也派队报名参赛。赛前，中国文化部选定的参赛节目是：一、《转碟》——杭州杂技团二、《蹬技》——黑龙江杂技团三、《高车踢碗》——沈阳杂技团按照明日杂技节组委会以前的有关规定，参赛国的领队、总教练同时还要担任国际评委，也就是说必须一人身兼三职。在中国，派谁来担当此重任呢？显然，政府的文化官员可以胜任国际评委和领队，可又难以兼及专业技术难度很高的总教练职务；而具有较高的杂技技术的一般教练，又难以兼任领队和国际评委。
在文化部的讨论会上，部领导考虑，要选派一位政治素质好、通晓杂技艺术要领、同时具有丰富的外事经验和较高管理水平的人担任这一职务。因为这次参赛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杂技艺术在国际上首次亮相，不仅关系到中国杂技在世界上的声誉和地位，而且将直接影响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经过多次慎重考虑和研究，文化部领导一致认为，此人非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主席、著名杂技艺术家夏菊花莫属，因为无论是政治素质、艺术修养还是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夏菊花都占全了。于是，文化部做出决定，请夏菊花从武汉来到北京。
过去，夏菊花曾经在国际杂坛上参赛，并获得过国际大奖，担任国际评委这可是第一次。用夏菊花自己的话说：“过去都是人家评我，现在让我去评别人，而且评比对象都是外国的优秀杂技选手，在严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还要为我国参赛的杂技节目和杂技演员力争应得的荣誉，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副担子的压力可不轻啊！”
但是，夏菊花并没有退缩。“克服困难、一往无前、力争优胜、攀登高峰”是夏菊花一贯的性格与风格。她二话没说，便允诺下来。
对于夏菊花来说，这次走马上任，还有一个新的考验。以往，夏菊花带队出国，多限于她自幼生活成长的武汉杂技团，该团的专业水平、人员特点，夏菊花闭着眼睛也能说出个“一二三四”。而这次她率领的演员来自全国三个省份，她必须尽快地熟悉他们，才能根据他们的特点制定参加大赛的策略。一到北京集训场地，夏菊花便立即进入了临战状态，她对来自浙江、黑龙江、辽宁三省的杂技健儿逐个摸底谈心，了解他们的性格秉性，熟悉他们的爱好特征，掌握他们的心理素质，同时考察他们的业务技能和基本功水平。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之内，她对每一个节目都作了认真的分析思考，在训练中“严”字当头，哪怕一个细小的动作不过关，她都不会轻易放过。
杂技演员出身的夏菊花，对杂技的“门道”
精通，对杂技演员的“习性”熟悉，加上她作为中国杂协主席和在国内外杂技界的崇高威望，让三省的杂技演员对这位杂技名家十分敬佩。
训练过程中，夏菊花对参赛人员严格把关，每个节目来了一遍又一遍，尽力确保比赛中万无一失。在她看来，这三个节目是可以代表中国杂技现阶段专项的最高水平的，在比赛中，只要发挥正常，夺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临行前，文化部的负责同志审看了他们的节目，表示非常满意，并且勉励夏菊花和杂技健儿们一定要旗开得胜，夺取最优异的成绩为国争光。
带着祖国的重托，夏菊花和选手们一道来到了比赛地点——法国巴黎的奎斯马戏团的大棚。
在正式比赛开始的前两天，夏菊花会见了明日杂技节的主席莫克莱尔先生。在交谈中，夏菊花才知道，这位记者出身的主席在27年前便认识了夏菊花。莫克莱尔先生说：“夏女士，我们是有2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了，不知您是否还记得？”
夏菊花听了后愣了一会儿说：“是吗？主席先生不是记错了吧，我可是第一次率团前来参加明日杂技节……”
“我给您看一样东西——”莫克莱尔先生说着拿出一张已经发黄的法国报纸，“27年前，夏女士随中国杂技艺术团来巴黎，当时，我还是一名记者，我看了夏女士表演的《顶碗》后，简直被陶醉了，于是，我写了一篇介绍夏女士的文章。”
“啊！”夏菊花高兴地说，“谢谢主席先生的厚爱！真想不到27年过去了您还记得这件事。”
“我不单是记得这件事。”莫克莱尔说，“也许是您给我的印象太深了，27年来，我一直都在注视着您的行踪！也许正是受了您和许多杂技艺术家的启发，使我对杂技艺术产生了深深的热爱，我和我的夫人内勒才发起举办了明日杂技节，希望以此来为世界杂技事业的明天和未来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
“我对先生您和您夫人的行为表示崇高的敬意！”夏菊花感动地说，“杂技是没有国界的，我愿意为实现先生的理想尽最大的努力。”
夏菊花与莫克莱尔一见如故，从此，他们俩成了终生的好友。
在与莫克莱尔主席的交谈中，夏菊花还了解到，这一具有世界影响的杂技赛事，其主办者只有包括莫克莱尔一家在内的十来名工作人员，他们人人都身兼数职，历届赛事办得既隆重而又有条不紊，这种扎实的、极有效率的工作作风和方式给夏菊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夏菊花通过与莫克莱尔的交谈，进一步了解了参赛的意义和参赛节目的总体情况，她决心带领中国队赛出最优异的成绩，不仅为中国争光，更是为了支持莫克莱尔先生更好地办好明日杂技节，使之成为世界杂技健儿交流技艺、增加友谊的平台，为推进世界杂技事业的发展而共同努力。
大赛临近，夏菊花如同一位临战的指挥员一样分析着赛情，她断定——杭州选送的《转碟》构思新颖，技术全面，舞姿优美，造型构图的画面更是别具一格，获奖的把握最大。
黑龙江选送的《蹬技》具有民族艺术特点，演员基本功十分过硬，获奖应该不成问题。
唯独沈阳选送的《高车踢碗》最令夏菊花担心。这个节目难度高，演员高进如能正常发挥，便可出色完成。但是，高进的心理素质比较差，表现也不稳定，在激烈角逐的世界大赛中，精神压力可能成为他获奖的主要障碍。
于是，夏菊花将主要精力用在了《高车踢碗》的表演者高进身上。她想方设法帮助高进调整情绪，希望通过与高进的共同努力，实现中国队的“满堂红”。
第一场正式比赛开始了。
《转碟》演出成功了！《蹬技》演出成功了！《高车踢碗》——果然不出夏菊花所料，由于高进心理过于紧张，高车之上就是踢不进碗，演出出现了失误。
夏菊花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她跟高进一样，也陷入了紧张。按常规来说，参赛的三个节目，如果有两个节目能获得好的名次，能够获得大奖已属不易。但是为了祖国的荣誉，夏菊花不能输这口气，哪怕有一分的希望，也要作十分的努力去争取。夏菊花分析，高进的关键是心理压力过大，获奖的愿望比较迫切，加上《高车踢碗》的最后一脚，如同足球的“临门一脚”一样，进则胜，不进则败。如果不放松心态，往往会适得其反。有了这次的失误之后，高进的心理上会出现两种趋势，一种是会更加紧张，另一种是淡化了获奖意识，心理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放松。
怎样才能使高进的《高车踢碗》在关键的一场比赛中转败为胜呢？夏菊花苦思冥想，她决心要为高进、为中国夺下这个奖项作一次努力！夏菊花首先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不急不躁，不使紧张的情绪溢于言表，她更没有去抱怨、或者批评高进，还是像平时一样对待她心爱的杂技健儿们。
明日杂技节的比赛演出，每场都有大批的观众观看。一天，夏菊花参加了一个国际杂技专家理论会后回到住所，她对高进若无其事地说：“高进啊，咱们杂技演出，出现失误是常有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高进又惭愧又紧张地说：“夏老师，我太对不起您，也对不起……”
夏菊花连忙拦住他的话说：“别说对不起谁的话！事情都过去了，失误也挽不回来了。好在比赛已经结束，今天晚上是对外正式公演，咱们的《高车踢碗》只要在广大的观众面前不出错，我就算你完成了任务。”
高进一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说：“真的？”
夏菊花故作严肃地说：“我从来说话算数！”
高进的心理包袱顿时卸了下来，他感到格外地轻松。
哪知道，这位国际评委却骗了参赛的选手，这场演出非但不是什么“正式公演”，而是决定胜负名次的关键一战——“决赛”！决赛演出开始了。当高进在表演《高车踢碗》时，他还真以为是一场不计成绩的“对外正式公演”。他完全放松了心理压力，不但动作放得开，表演自如，而且，最后的“临门一脚”一点失误也没有，最终赢得一个“满堂彩”！国际评委的评选结果出来了：我国杭州选送的《转碟》喜获明日杂技节的最高奖——法兰西总统金奖；我国黑龙江选送的《蹬技》喜获法国文化部部长金奖；我国沈阳选送的《高车踢碗》喜获巴黎市长金奖……三个参赛节目，喜获三个金奖，驰名世界的明日杂技节的前三名金奖全由中国杂技健儿收入囊中，获得了“满贯”！当国际评委会宣布了比赛结果后，夏菊花兴奋地跑回了住地，她见高进沮丧地躺在床上，便揭开了盖在高进头上的被子，将比赛的最后结果告诉了他。一直蒙在鼓里的高进恍然大悟，他高兴得又蹦又跳，在房间里连翻了好几个跟头。他激动地对同行们说：“我……我真恨不得要高呼夏菊花老师万岁呀！”
夏菊花笑了，笑得如同一朵盛开的菊花。
“我要读书！”
1954年和1956年，夏菊花曾两次踏上朝鲜的国土，亲切慰问中朝两国的将士和朝鲜人民。1983年，她又与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的同行们一起，再度访问了朝鲜。
这次出访朝鲜，她在与一位朝鲜阿妈妮的交谈中，产生了她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我要读书！”事情的经过虽有些偶然，但这一想法在她的心底却蕴藏了好多年。
一天下午，朝方安排中国客人游览了金刚山风景区。金刚山是朝鲜的名山，位于朝鲜半岛东部的太白山脉，主峰为毗卢峰，高达1639米。山中的大小寺庙和石塔等历史文物遗迹，是朝鲜人民和国外游客旅游必到的地方。
夏菊花和团员们来到金刚山下，一路谈笑风生。走到半山腰，一位身穿洁白服饰的阿妈妮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这位老人连棍子都没有拄一根，大气也不喘一口，一直往山顶上攀登。
夏菊花走上前去向阿妈妮问道：“阿妈妮，您老人家多大年纪啦？”
这位阿妈妮笑答：“不大，才80岁哩！”
夏菊花感到惊讶了，她继续问道：“您老人家常来登山吗？”
阿妈妮说：“常来，常来哩！”
夏菊花又问：“您一直要登到山顶吗？”
阿妈妮信心十足地说：“对！上八潭，过九龙渊，一直到山顶！”
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登山的精神，使夏菊花受到震动和启发。多年来，她一直渴求多学习文化，多补充些知识，但一直下不了脱产学习的决心。因为，自己毕竟是40多岁的人了，不但工作繁忙，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从头开始学，谈何容易？此时，她看着远去的阿妈妮登山的背影，想着阿妈妮年近八旬而不畏艰难，夏菊花无限感慨：人世间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呢？人生呀，就是要不断攀登，回国后，上学去，读书去！1983年秋天，江汉大学校园内传开了一条新闻，该校文秘专业班，破格招收了一名不同寻常的新生——年过45岁且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杂协主席、市文化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堪称“世界文化名人”的夏菊花！夏菊花在谈到自己学习的出发点时说：“我从小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我的文化知识是解放后在民众乐园扫盲班开始学的。在日常工作中，我虽然学到不少文化知识，但都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从来没有好好坐下来静心静意地学。我一直有一个愿望，一定要集中一段时间，认认真真地学，以便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感谢各级领导，特别是武汉市文化局党委，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我的这个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为了支持并保证夏菊花专心致志地完成大学学业，武汉市文化局下发了红头文件——通知武汉及全国有关单位，在夏菊花脱产学习期间都不要干扰她，让她一门心思去学习。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全国人大常委会都表示支持武汉市文化局的这一意见。
江汉大学文秘班是特招的一个成年人班，全班学员30多人，年龄最小的26岁，夏菊花的年龄最大，46岁。他们全是在职人员，脱产学习。
有人暗暗发出疑问：“夏菊花上大学是不是为了镀金哪？”
夏菊花并不需要镀什么金，她拥有数不清的金牌、奖牌、奖状，早已金光闪闪。
夏菊花也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她只是按照自己选定的目标一直往前走！文秘班设有27门课程，对于已46岁、从未进过正规学校的夏菊花来说，攻下这一道道难关，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夏菊花说：“我已下了这个决心，既然进了大学的门，我就会坚持学下去；既然上了这座山，我就会用尽全身力气，登上山顶！”
夏菊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像当初练习《顶碗》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的目标走去。她从拼音字母学起，到大学语文、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概论、写作知识……最令夏菊花头痛的是《古代汉语》，书中那些令她感到陌生的“之乎也者矣焉哉”，她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在学员“摸底”考试中，夏菊花只考了47分。她感到难过极了，她说：“学习就像一个人跳进了大海，刚开始并不知深浅，只有游到深处，才知道艰难……”
班主任鲁老师和同学们安慰夏菊花说：“正因为不懂、不会，才来学习嘛！如果都懂都会，那还学什么？有的同学比你年轻得多，古代汉语摸底考试才考了30几分哩！”
老师和同学们的安慰和鼓励，激起了夏菊花不畏艰苦攻克古代汉语的勇气。文秘班为了帮助夏菊花的学习，让江汉大学一位名叫陈晓明的同学给她当辅导员，并把陈晓明安排与夏菊花同桌，好让夏菊花在课间休息时请教她。
陈晓明总是耐心地把自己知道的知识毫无保留地讲给她听，使夏菊花受益匪浅。不单是陈晓明，每一位老师、同学，还有她的丈夫、女儿都成了她的老师。
“学问，学问，一学二问。”夏菊花诚如孔夫子所言，遇事“不耻下问”，她终于渐渐地学到了许多难以学到的知识，难度最大的《古代汉语》也从最初考试的47分跃升到72分。几乎所有见到过夏菊花学习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看看人家夏菊花的学习劲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正在夏菊花埋头学习的紧张时刻，第九届蒙特卡洛国际杂技比赛将在摩纳哥隆重举行。
文化部发来紧急通知，委派夏菊花担任国际评委、领队和总教练，一人身兼三职，立刻赴京前往摩纳哥参赛。
江汉大学党委经慎重研究，对文化局党委负责人说：“为了保证夏菊花同学完成学业，武汉及全国各有关单位都不得打扰她的学习、中断她的功课。这可是文化局党委发了红头文件的。我们建议，这次参赛活动改派其他的专家出席，让夏菊花同学安安心心地坚持学习。”
文化局党委觉得江汉大学党委提的建议有道理，随即给文化部回电：“为了保证夏菊花同志的学习，恳请参加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杂技比赛的评委、领队兼总教练改换人选。”
文化部即刻回电说：“参加这届赛事暂时还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夏菊花同志，夏菊花同志必须前往，并请速来北京报到。”
文化局党委接到文化部的回电，立即请示了市委宣传部。部领导果断做出决定：“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为了国家的荣誉，夏菊花同志即刻赴京。”
金小丑·小“菊花”
从1957年7月，夏菊花随中国杂技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由她主演的《顶碗》获杂技表演金质奖章，到1983年第九届蒙特卡洛国际杂技比赛在摩纳哥隆重举行，时间整整跨越了26年。
武汉杂技团李莉萍的《柔术顶碗》也将参加第九届蒙特卡洛国际杂技比赛。这一年，李莉萍刚满14岁，一脸稚气，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
夏菊花带李莉萍到北京参加集训，一方面担心李莉萍参赛时能不能稳定发挥，又担心她年龄小，没有大赛经验，衣食住行每件小事处理不当都会影响比赛的成绩，还要担心道具碗的妥善保管……反正，期望越迫切，压力就越大，事无巨细，她都要为未成年的李莉萍安排周全。
夏菊花和李莉萍一到北京集训地，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碗。
满脸稚气的李莉萍说：“不要紧的，这些碗是我妈装的，不会有问题的。”
“不行，我要看看！”夏菊花说着，打开行李道具袋一看：糟了！带来的碗全都撞成碎片了。
爱说爱笑的李莉萍顿时哭了起来，她急得直跺脚，拉着夏菊花的手大喊：“菊花伯伯，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哪！”
是呀，这可怎么办？看似平常的瓷碗，这可是决定着大赛成败的关键呀！夏菊花一看也傻了眼，可为了不影响李莉萍的情绪，她马上镇静下来，像哄自己的女儿一样安慰李莉萍说：“别急！别急！伯伯马上通知团里，火速派专人送碗来！”
很快，团里又送来了三套道具碗。
李莉萍的《柔术顶碗》难度高，动作幅度大，对碗的要求也高。她所排练和演出用的碗全是特制的，半点马虎不得。李莉萍上场用的碗一共是3套27个。集训完了，幸无一个缺损。临出国时，夏菊花亲自把27个碗，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装好，生怕一路上再有点什么破损而影响演出。在国内还好办，如有破损还可以及时补充，如在摩纳哥把碗给摔了，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夏菊花想起来就后怕，她把碗装好之后，试了又试，看了又看，只觉万无一失才送上飞机，安放在最安全最保险的地方。
飞机首先抵达法国巴黎，在巴黎停留三天后才转机前往目的地。夏菊花顾不得旅途劳累和坐飞机的不适，一下飞机后便赶到机场仓库取出道具箱，将碗一个一个拿出来检查，然后便在巴黎住所辅导李莉萍练习。
随后，他们从法国转机来到了风景如画的摩纳哥首都蒙特卡洛。
到达蒙特卡洛后，夏菊花关切地对李莉萍说：“萍萍，你看见没有，这是山城，山路不好走呀！你可不要讲漂亮穿皮鞋，万一扭了脚，影响了比赛，咱们可就白来了。”
李莉萍很听话，夏菊花怎么要求，她就怎么去做。
夏菊花以总教练的身份，严格带她训练；夏菊花以母亲的身份，照顾她的衣食住行。晚上，夏菊花又跟李莉萍谈心——谈自己参加比赛的经验，谈自己演出失误的教训，谈取得荣誉后自己的心情。通过交谈，既给她壮胆，又掌握了她赛前的心理，稳定了她的情绪。
在摩纳哥训练时，李莉萍不慎又摔了一套碗，李莉萍吓得不知所措。而此时，夏菊花一点儿也没有责怪她，反而宽慰李莉萍说：“人哪有不失足的时候，世界上哪儿会有常胜将军？你菊花伯伯年轻的时候不照样摔破碗，照样出事故……没关系，吃一堑长一智，只要关键时刻冲上去就行了！”
李莉萍凝望着夏菊花伯伯，默默地向她颔首。
待李莉萍睡着了，夏菊花在灯光下又把李莉萍摔破的碗的瓷片，一片一片用胶水细心地粘了起来。
为了李莉萍能顺利参赛，夺取好成绩，为祖国争光，夏菊花在摩纳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她每天夜里都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是睁着眼睛想：哪里可能会出现什么小问题，一定要提前处理好，确保万无一失。
“金小丑”奖是国际杂技比赛的大奖，在此之前，我们国家从未获得过这项奖。李莉萍的参赛，能不能填补这项空白呢？这可是我国杂技界梦寐以求的呀！比赛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夏菊花穿上了那件象征菊花的紫颜色旗袍，坐上了第九届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赛场的评委席。有趣的是，这次有8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杂技专家担任评委，却有7位是男士，唯有来自中国的夏菊花是一位女士。
在开评委会时，夏菊花穿着漂亮的紫颜色旗袍，坐在摩纳哥国王比利埃大公的身边，在各国男士们的烘托下，夏菊花宛如“万绿丛中一点紫”，显得更为淡雅、恬静、也更为夺目。
李莉萍的《柔术顶碗》上场了。
李莉萍看到了“万绿丛中一点紫”的菊花绽开在评委席中间，她充满着自信。
李莉萍婀娜多姿的造型像定海神针屹然不动；李莉萍刚柔相济的动作如老干虬枝盘根错节；李莉萍“乌龙绞柱”的旋转更似出海蛟龙推波助澜；李莉萍“前桥转体”的优美身姿犹如菊花盛开、风情万种……
李莉萍头上、脚上、脚背上的“九只碗”，就像古代楚国传说中的“九头神鸟”，一刻也不离李莉萍的周身，叫它摆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那么服服帖帖、稳稳当当、乖乖巧巧地听从小主人李莉萍任意摆布……
“神啦！简直是神啦！”坐在夏菊花身边的摩纳哥国王比利埃大公一边看一边惊呼着。
评委们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不断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顿时，全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李莉萍在掌声和欢呼声中走下了赛场……
全场演出结束后，召开了评委会。各国评委亮出了对李莉萍《柔术顶碗》的打分……
40分、40分、40分，唯独法国评委给了37分。
李莉萍的《柔术顶碗》获得了317分的最高分。
紧跟《柔术顶碗》之后的排名是西班牙的《高空走钢丝》和苏联的杂耍。
评委会最后讨论这届比赛设几个“金小丑”奖为宜，有评委提出设三个。
夏菊花发言了，她说：“如果前三名分数接近，应该设三个‘金小丑’奖。但是，现在的得分情况，第二、第三名距离第一名《柔术顶碗》的得分相差20分，并列‘金小丑’奖显然是不合适的。”
夏菊花阐明理由后，旗帜鲜明地提出，本届“金小丑”奖只能设一个！通过激烈的争论后，摩纳哥国王比利埃大公最后表态定夺——本届赛事只设一名“金小丑”奖。
14岁的李莉萍荣获了此项殊荣，实现了我国参加第九届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零的突破——荣获了含金量极高的、唯一的“金小丑”
最高奖。
比利埃大公和各国评委纷纷与夏菊花握手，对中国的优异成绩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十多年的苦苦追求终于实现了，十几年的美梦如今变成了现实！夏菊花激动得泪光闪闪，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一刻呀，我真的是太高兴了，比自己获得了金牌还要高兴。因为，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因为，《顶碗》后继有人了。
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中国杂技发展的里程碑的时刻。”
而此时，李莉萍却还在宾馆的房间内焦急地等待着。
夏菊花三步并作两步地回到了下榻处，她快步赶到李莉萍的房间，迫不及待地把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了李莉萍。
李莉萍激动得紧紧抱住夏菊花，半晌也说不出话来，她流着喜悦的眼泪，轻声说：“菊花伯伯，在我最关键的时候，总是你在我身边，我这一辈子……怎么感谢您才好哇！”
李莉萍的激动心情，夏菊花是可以理解的。她平静地勉励李莉萍说：“我们都要感谢党，是党培养了我，也培养了你。”
突然，李莉萍好像想起了什么，她指着房间里专为客人提供量体重的一个平面磅说：“菊花伯伯，来，快来量量，看看您这些天瘦了多少斤。”
夏菊花出国之前在北京也曾经量过体重，这次一量，短短几天时间，由于极度操劳，吃不好，睡不安，她的体重下降了七八斤！第二天，摩纳哥王国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在红砖绿瓦、华丽壮观的大厅内，李莉萍把摩纳哥国王送给她的一条颇具阿拉伯民间特色的手工头巾，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摩纳哥国王比利埃大公亲手把“金小丑”奖颁发给了年仅14岁的中国武汉姑娘李莉萍。
李莉萍把“金小丑”奖高高举过头顶，向全场宾客致谢！此时，站在台下和评委们一起鼓着掌的夏菊花，眸子里闪着晶莹的泪花……
1957年，夏菊花的《顶碗》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杂技比赛获金质奖章；l983年，李莉萍的《柔术顶碗》在摩纳哥第九届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获“金小丑”奖。这两块金牌的后面凝聚着夏菊花多少苦、多少甜、多少累、多少爱呀……也许正是为了弘扬这种前仆后继的精神，在世界杂技艺术家们聚会的摩纳哥，高高树起了一尊《顶碗》的塑像。夏菊花和她的第四代《顶碗》传人李莉萍，从此永远地载入了世界杂技的史册。
从“马戏院”到“杂技厅”
夏菊花与捧着“金小丑”奖杯的李莉萍回到武汉，武汉市人民政府为她们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但是，夏菊花没有出席。此时她正冒着凛冽的寒风，赶往江汉大学。
夏菊花用顽强的精神和惊人的毅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以优秀的成绩结束了两年的大学生活。
自担任中国杂协主席之日起，夏菊花便给自己提了一个要求：决不做空有其名的“主席”，而要以“主席”的名分为杂技事业的发展做几件实事！当时，她拟定三个方案——第一、要在全国有重点地发展马戏、魔术团体，并创建适合他们演出的场所，尽快建立一座国家级马戏院；第二、要创办一所国家级的杂技学校，系统培养杂技演员、编导、理论、音乐、舞美等各种专门人才；第三、在有条件的时候，建立一个国家级、能代表全国杂技最高水平的杂技团。
这三件大事是有关我国杂技、马戏艺术事业综合发展、平衡推进的战略构想。为了落实这三件大事，使之尽快启动，夏菊花在极其繁重的行政管理、大学学习、培养学生、出访带队、担任国际评委等工作中，硬是抽出了许多精力，到处呼吁，四方奔走，为立项目、找地皮、批款项，累得精疲力竭。
那时，夏菊花是全国人大常委，每隔两个月就要赴京参加一次常委会的例行会议。她在武汉市文化局办公室拟定好项目可行性报告及相关材料，准备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机会，随时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自己的构想。
1982年，夏菊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听取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向常委会的报告，报告中强调：要全面繁荣文艺，扶持各门类艺术，促进百花齐放。姚依林副总理的话正符合夏菊花拟定的“三个方案”。夏菊花当即找到了姚依林副总理说：“姚副总理，您今天的报告太好了！对全面繁荣文艺很有指导意义。我国的杂技艺术建国后虽然发展很快，但作为杂技门类的马戏一直是个薄弱环节，杂技要繁荣，马戏同样也要发展。我们中国杂协想在北京建立一个马戏院，请姚副总理予以支持！”
姚依林副总理一听，马上回答说：“好哇，这个想法很好！我支持你们！你们先写个报告吧！”
夏菊花听后高兴不已，很快就请中国杂协副主席王松声拟定了一份报告。
夏菊花拿着这份报告驱车前往国务院办公厅，亲自将报告送交给姚依林副总理，姚依林副总理当即批给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朱穆之，朱穆之又批给了文化部周巍峙。经文化部主要领导同意后，夏菊花找到了时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的王炳乾。王炳乾部长看了中国杂协送来的报告，当时就批了1600万元作为建造国家马戏院的专项资金。
夏菊花喜出望外，她只顾得高兴了，连坐在王炳乾部长不远处的邓小平同志，也没来得及去打个招呼。夏菊花后来越想越后悔，她曾经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合过影，唯独没有与邓小平同志照一张相，直至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夏菊花才感到失去了这次机会，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有了财政部长王炳乾的批款，剩下的就是找有关领导批准建设马戏院的地皮了。夏菊花又把申请批地皮的报告，送到了北京市市长那儿。经北京市政府领导研究后，决定将北京二环线上的一片地皮批给中国杂协，用以建造国家马戏院。
项目批了，资金有了，地皮也落实了，眼看国家马戏院即将破土动工，夏菊花虽然为此事已累得筋疲力尽，但是，她心中却感到无比欣慰，因为，偌大的中国，终于将拥有第一座供杂技马戏专用的现代化的场馆！可是，就在愿望与现实只差一步之遥时，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由于国家马戏院没有列入国家“七五”
计划而无法实施建造！这一巨大的打击使夏菊花无限懊悔，她责怪自己，为什么不紧紧盯住国家计委立项呢？即使自己身在武汉，也可敦促在北京的“杂协”
的工作人员盯住此事呀！不久，在北京二环线上——那块原本建造国家马戏院的地皮上，建造起了另一座豪华的剧院——保利剧院。直至许多年后，夏菊花途经保利剧院时，还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凡事抓而不紧，就等于不抓，如若放松一个环节，便将前功尽弃呀！”
国家马戏院的“流产”，给夏菊花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她想能不能在武汉建造一座“杂技厅”来弥补呢？她又一次写了可行性报告，又一次进行了实地考察，又一次制订了各种方案。她今天找市长，明天找市委书记，三天两头上北京，为实现这一愿望而拼命奔走。
夏菊花为建造武汉杂技厅近乎痴迷了。她不顾身上的腰伤四处奔走，她放下艺术家的架子到处求援，她整日在外连家也不顾了……
有人说，夏菊花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功利，也有人心疼地劝她，快50岁的人了，何必这样辛苦。但绝大多数人却为夏菊花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所深深感动。
武汉市的老领导王杰握着夏菊花的手说：“菊花呀，凭着你对事业的这股热情，我坚决支持你！”
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的赵宝江对夏菊花说：“菊花同志，市领导对你建造杂技厅的设想，进行了多次研究，地皮我们可以划拨，但总预算资金为1800万元，市财政全部负担下来，确实有些困难。如果你能跑到1000万元的资金，我们扛也要将杂技厅这个项目扛上去！”
夏菊花一听，觉得有希望了，她不假思索地回应道：“好！我去跑1000万元！”
1000万元哪，这不是个小数字！特别是对于两手空空的夏菊花来说，她上哪儿去弄这笔钱呢？但是，为了杂技事业的更好发展，她豁出命来也要争取到这1000万元！
鞠躬尽瘁
夏菊花向武汉市领导承诺筹集1000万元资金后，武汉市政府将建造武汉杂技厅的规划正式列入了市政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并在夏菊花的一再催促下，于1987年破土动工。
可这“1000万”却压得夏菊花有点喘不过气来。那段时间，她吃不香、睡不着，好像患了病一样。不少人劝她：“菊花呀，这又不是你私人的事，干吗跟自己过不去呢？办不到的事就不要勉强办了。”
夏菊花听了这样的规劝，回答说：“我既然说出了口，怎能食言呢？再说，办任何事儿都不会没有困难的，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做什么？”
夏菊花当时已经就任了武汉市文化局局长，她将建造武汉杂技厅的项目列为了自己任职期间必须完成的目标，这无形中又给自己加大了压力。
决心归决心，但真要办起来还是相当困难的。经过深思熟虑后，夏菊花决心上北京求援。
夏菊花到了北京，与许多老领导、老朋友商量后，决定走一条最快捷然而也是最困难的路——去争取国家最高领导的支持。
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胡耀邦总书记。胡总书记日理万机，能找到他吗？即使找到了他，这么具体的事，他能支持吗？
夏菊花揣着一封致胡总书记的信，又在北京四处探寻，看能不能找到一条途径，将这封信递到胡总书记手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邓力群听了夏菊花的陈述后，被深深打动了，他提出愿意试试看。
夏菊花果然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胡总书记不但看了她写的信，而且立即批示有关部门予以支持。夏菊花闻讯后兴奋极了。第二天，她便拿着胡总书记的批示直接闯进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经过几个回合的磨合，国家计委的有关负责人答复她：“中央财政出800万元——计委500万元，文化部300万元，支持建造武汉杂技厅，不足资金由地方财政解决。”
夏菊花真是喜出望外，北京之行竟使她解决了应筹资金的“大头”。
可还有200万元如何解决呢？这位生活在舞台上的艺术家又犯愁了。北京方面已无潜力可挖了，市里也没希望帮助解决，摆在她面前的唯一一条路就是省里。
夏菊花为了将这件大事办成，她硬着头皮闯进了中共湖北省委办公楼，找到了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关广富同志。
在关书记面前，夏菊花又是一阵不厌其烦地陈述，说得关书记不住地点头说：“菊花同志呀，我坚决支持你！我赞助都可以，何况我们是一个省，200万元的缺口省里负责解决！”
夏菊花拿到了关书记的批示后，又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时任湖北省省长的郭振乾。郭省长热情地接待了夏菊花，可在下笔批字时，他只批了100万！
夏菊花一看批示，顿时就急了：“郭省长，那怎么行？关书记不是答应给200万的吗？”
郭省长见夏菊花如此着急，耐心地解释道：“菊花同志呀，我不是不想支持你，实在是囊中羞涩呀，请你理解我的难处。”
“我知道，大有大的难处———”夏菊花说，“但是，建造杂技厅可是全国几代杂技人的梦想呀！现在，离这个梦想实现只差一步之遥了，请你一定要帮我们把缺口补上，我代表全国的杂技演员谢谢您了。”
夏菊花把心都掏出来了。郭省长听着她近乎哀求的语气，被深深打动了，他终于提起那支笔，将批示中的100万元改成了200万元。
夏菊花拿着郭省长的批示，十分激动地向他表示了谢意。
“别谢我，不要谢我！”郭省长说，“其实，我真是被你锲而不舍的精神打动了。你为了党的事业如此努力，我作为一省之长，应该好好谢谢你才是呀！”
夏菊花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关书记和郭省长的话归了总：她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她是为了事业而鞠躬尽瘁。有了这样的精神，还有什么事办不成，还有什么困难不能逾越呢？
有人这样说，夏菊花为建造武汉杂技厅何止筹集了1000万元资金，她在筹集这笔资金中释放出来的精神理念，是一笔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巨大财富。
可是，好事多磨。
正当武汉杂技厅的建设工程顺利进行时，又传来了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1988年，正当夏菊花带队出国远在加拿大的时候，她收到了武汉市文化局要求她紧急回国的通知，夏菊花被告知：武汉杂技厅的工程可能要立即下马。
万里之外的夏菊花听到这一消息后犹如挨了一棒，她焦虑万分，夜不能寐。可是身在海外，又肩负着出访团领队重任，夏菊花无法赶回！她回想起国家马戏院胎死腹中的教训，一阵阵紧张不安弄得她整日心神不宁……
原来，那年正好遇上“治理整顿”。中央下令，要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楼堂馆所”的建设，用当时的专用语言讲，是将这些工程“进笼子”——缓建、停建、下马……
武汉杂技厅的建设项目在初步清理中列入了“进笼子”的名单。
“那不是一个死笼子吗？那不是重蹈国家马戏院的覆辙吗？”夏菊花越想心里越紧张，上次失败的教训又在她耳边长鸣——“任何事情抓得不紧等于不抓！”“忽视了一个环节，必将前功尽弃呀！”
夏菊花带着忧虑的心情从加拿大回国后，便立即组织人写申诉、写汇报，她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保住中国杂技艺术界的这项重大工程！
不久，国务院派出了以一位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到武汉调查清理整顿“楼堂馆所”的工作情况。不巧的是，夏菊花为了帮助安徽省杂技团建造练功场去了合肥。夏菊花抵达合肥的第二天，便得知了中央工作组来汉的消息，她立即连夜返回武汉。到了武汉，她连行李都没放下，就驱车前往武昌东湖宾馆，找到了中央工作组的负责人。
工作组的负责人见夏菊花风尘仆仆的神态，非常客气地对她说：“菊花同志，你太累了，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我们工作组明天就要去市里听取情况汇报的，你有什么意见在会上一起谈吧。”
夏菊花碰了一个“软钉子”，她猜测此事恐怕凶多吉少。第二天，她急急忙忙赶到了市委领导经常开会的惠济路16号会议厅，她闯进会议厅，武汉市领导正在向中央工作组汇报情况。夏菊花坐下后就要求发言，工作组的负责人说，等全面情况汇报完了以后，再听取她的意见。夏菊花无奈，只好服从，但心中却火急火燎的。
武汉市有关领导将全市“进笼子”的工程一一排列出来，其中真的有武汉杂技厅的建设工程。
夏菊花急了，她打断市领导的汇报大声说：“哎，杂技厅怎么能算‘楼堂馆所’呢？杂技厅是——”
市领导用眼色制止了夏菊花，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菊花同志的这个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工程，是我们第一次清理的时候提出来的，后来经市里领导反复研究，我们现在提出，是不是可以将杂技厅从‘进笼子’的名单中剔除出来？”
工作组组长笑了笑说：“当然，按一般情况说，杂技厅可以不算‘楼堂馆所’，但是，现在你们撞到了这枪口儿，恐怕……”
夏菊花接过话茬，她带着情绪说了一句：“撞了枪口儿，就被打死算了！”
一句话引起了全场人的哄笑。
紧接着，夏菊花激动地陈述起来——她从国家马戏院的立项、批款、划地说到杂技厅的上马；从地方政府的重视说到中央领导的支持；从个人的心情说到中国杂技在全世界的影响……
她说：“建造武汉杂技厅决不是我夏菊花个人的事。我几次当国际评委，世界上不少同行专家对我国杂技事业的发展表示钦佩，并问我：贵国的杂技艺术发展得如此之快，一定有好多个世界一流的马戏院或杂技厅吧？我回答说，现在还没有，但以后会有的，马上就会有了。可现在，你们却要它‘进笼子’，要它下马。
这一下马，如黄鹤飞去，何日才能再飞回来呀？”
夏菊花说得声泪俱下，整个会场一片寂静。
夏菊花调整了一下过于激动的情绪后继续说道：“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激动了，我想，各位领导一定能理解我的心情。我是说，建造杂技厅决不能与修建‘楼堂馆所’相提并论。因为，武汉杂技厅的建造，有利于推动古老的杂技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有利于开展国际杂技艺术的交流；有利于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它可以填补中国杂技史上的一项空白，能体现党和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
所以，我恳求中央工作组能挺身而出，保住这项工程，让它在不久的将来，在全国人民……不！在全世界的杂技健儿面前展现它的英姿。”
夏菊花一番推心置腹的言论，赢得了在场许多人的赞扬，中央工作组负责人最后表态说：“菊花同志说得有理、有情，我很感动。我一定将菊花同志的要求带回北京去。”
夏菊花紧紧追问道：“那现在……是不是可以继续施工呢？”
工作组组长想了一会儿说：“按你们的计划办吧。但是，不要张扬。我是说，杂技厅的工程暂时先不列入‘进笼子’的工程。”
听了此话，夏菊花才松了一口气。
1992年，武汉杂技厅竣工，首届中国武汉国际杂技节在此举行。武汉市民和全国各地的杂技健儿以及许多国家的杂技艺术家在此欢聚一堂，他们不单是在一起庆祝中国武汉国际杂技节的胜利举行，而且共同举杯祝贺中国从此有了第一座专供杂技表演的现代化的剧场！它像一座无字的丰碑，标志着中国杂技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她的第三个孩子
熟悉夏菊花的人都知道，她有两个女儿，可是何来第三个孩子呢？有的！
她的第三个孩子叫英英，是只人见人爱的国宝———大熊猫。
说起夏菊花和熊猫英英，还真有一段有趣、曲折而又动人的故事哩！
事情要从1986年说起，那时候，全国的杂技团中，唯有上海杂技团拥有一只大熊猫，后来，他们又设法弄来了另一只名叫“娇娇”的熊猫，在国内外的演出中极受观众欢迎，被誉为超级大明星！该团的领导见到夏菊花时，不无自豪地说：“夏主席呀，大熊猫可是最能代表中国的稀有动物呀。在中国，只有我们上海团有，谁也别想再要到熊猫了。可以说，这是空前绝后了。”
上海团领导的话，给夏菊花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不久，美国欲邀请武汉杂技团出访，但提出，必须有大熊猫，访美才能成行。
这一下可真的触动了时任武汉市文化局局长的夏菊花。她想，为了促进对外文化交流，武汉杂技团应该有只大熊猫呀！但是，“空前绝后”这四个字，又像拦路虎一样，拦在了夏菊花的面前。怎么办？
夏菊花是个不信邪的人，为了事业的发展，即使是“登天”，她也要尝试一把。
夏菊花首先想到的是武汉动物园，她听说那儿有一只大熊猫。
武汉杂技团的同志按夏菊花的指示去了武汉动物园，了解到的情况是：那儿确实有只大熊猫，可是，它年迈体弱，患有青光眼，已经到了当“奶奶”的年龄了。
夏菊花经过一番咨询后，决定派人前往大熊猫的故乡四川去摸摸情况。
杂技团的同志从武汉赶到了成都，他们在四川动物园内看了一圈，发现那里还真有几位漂亮可爱的“大熊猫小姐”和“大熊猫先生”。
武汉杂技团来的人乐坏了，他们看着一头头大熊猫，觉得头头都漂亮，只只都惹人喜爱。
于是，眉开眼笑地向四川动物园的负责同志说明了来意。
四川动物园的负责人一听，瞪大眼睛说：“啥子？你们要熊猫哇？真是亏你们敢开口哦！
熊猫是国宝，你们晓不晓得哟？要熊猫哪有这撇脱的嘛。”
武汉杂技团的同志一番陈述：从杂技事业的发展说到改革开放的需要，最后，恳求他们帮忙指个明路，怎么样才能请得动“国宝”大熊猫的大驾？
动物园的管理人员无动于衷，回敬了硬邦邦的三个字：“不———晓——得！”
杂技团的同志感到彻底失望了，他们无精打采地准备打道回府。
谁知临走的时候，四川动物园的人对武汉的同志说：“谁也别想要到大熊猫！不过，你们那儿有一个人可以要得到。”
“谁呀？”
“夏菊花！”动物园的人说，“夏菊花不出马，要熊猫，免开尊口。”
武汉市文化局了解了杂技团同志四川之行的情况后，郑重其事地召开了一次局党委会。最后，局党委书记徐自度对夏菊花说：“夏局长，看来要办成这件事，非得你亲自出马不可了。”
夏菊花此时心中确实没底，她想起了上海杂技团的那位领导说的话，感到了“登天”的难度。她对党委委员们只能这样说：“这件事我也不敢打包票，试试看吧……”
试试看——从何处下手呢？如果单枪匹马去往四川，夏菊花面子虽大，也很难说肯定办成。既然号称“国宝”，是不是非得国家领导人批准后才能立见成效呢？夏菊花再三思量后，决定不走远路走近路——亲自上北京！
在北京的的士上，夏菊花有意与司机聊天：“你说，北京办事难吗？”
的士司机用十分“权威”的京腔告诉她：“也难也不难！”
夏菊花说：“如何解释？”
司机说：“一般人办事是很难，但有两种人办事不难，一是大官儿，二是名人。如果你有能耐——大官加名人，那么，再大的难事也不难了。”
夏菊花笑了。她为了熊猫，两次闯进国家林业部的办公楼都碰了软钉子，看来，的士司机的话指点了迷津——这种特大的难事，还非得名人加大官儿一起使劲儿方能办成呀！
夏菊花找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任重，王任重说：“动用‘国宝’，可不是件小事，你还得去找找国家主席李先念。”
夏菊花真的找到国家主席的家里去了。李先念主席热情地接待了她，并叫来了徐秘书，徐秘书一听便说：“夏菊花同志呀，你没事找包袱背呀？‘国宝’怎么能随随便便要到呢？”
秘书的一句话，给夏菊花迎头泼了一瓢凉水。夏菊花想：“这下完了！国家主席都找了，还能找什么更大的官呢？”
夏菊花虽然很失望，但她是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她想着想着又去找了时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的赵寻。赵寻听了夏菊花说的情况后说：“没关系，还有希望！这不是秘书挡驾吗？你如果写一份很有说服力的报告，直接递给李主席，说不定李主席还会批的。”
夏菊花听后，当即在赵寻那儿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她在赵寻的陪同下，又一次找到了李先念主席。
李先念主席看了报告后，很严肃地说了一句：“菊花呀，你还真厉害。为了一只熊猫，两次找到我这里来。”
夏菊花听了李先念主席的话，心中直打小鼓。她用紧张的目光注视着李先念主席。李先念主席踱步走到办公桌前，他提起笔来在报告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将报告还给了夏菊花。
夏菊花一看批示上写了八个字：“请田纪云同志解决。”她惊喜极了，向李先念主席反复致谢！
李先念主席叮嘱道：“菊花呀，这是‘国宝’，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呀！”
第二天，田纪云副总理在报告上批示：按主席指示办。
夏菊花揣着这份报告第三次来到了国家林业部的办公楼。人称“熊猫部长”的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热情地接待了她，董部长说：“我们按李主席的批示给你们批一只熊猫，但你们一定要知道‘国宝’的价值。日本人曾经提出用多少辆车来换一只熊猫，我们都不同意。物以稀为贵嘛，熊猫价值连城，它可是享受‘副总理’待遇的哟，出国都得是用专机接送的。去了你们那儿，一定要保护好、训练好，真正显示出‘国宝’的价值来。你们做好了这件事，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提供一只！”
夏菊花听在耳里，记在了心中，她感到，虽然目的达到了，但以后的担子还很重很重呀！
夏菊花此行在北京跑了20多天，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请熊猫”的任务。
当一只不满3岁的雄性熊猫乘坐飞机从四川卧龙飞到武汉时，大家在异常欣喜的同时，对夏菊花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又一次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这只熊猫，后来取名叫英英，而且在国家工商部门正式注了册。
熊猫英英在武汉杂技团正式落户了，夏菊花牢牢记住了李先念主席的叮嘱，首先要尽一切努力保护好国宝。她亲自督促杂技团的领导，用市里拨的10万元专用资金，为英英营造了一个特殊的生活空间——武汉杂技团宽大的演员食堂，被改装成了英英的卧室和活动的地盘，并添置了三台空调调节气温，还为它配置了一台专用的电冰箱……
当熊猫英英初到杂技团的新居时，夏菊花亲自到现场指挥。她发现原定的饲养员似乎对熊猫缺少一些感情，心中有些焦急。
此时，夏菊花突然发现有一位叫白玉凌的女演员，一直通过门缝观察熊猫的一举一动，夏菊花上前问道：“小白，你喜欢熊猫吗？”
白玉凌回答：“喜欢极了！我真想现在就替它梳梳毛。”
白玉凌边说边温柔地抚摸着熊猫英英，口中还喃喃道：“英英，我的小宝宝，真乖！”
熊猫是通人性的动物，英英立即感受到了白玉凌对它的爱抚，它撒娇似地用身体靠着白玉凌。
在一旁仔细观察的夏菊花高兴地笑了，心想要保护和训练好英英，特别的爱心是最重要的。白玉凌就是一位特别有爱心的姑娘。
夏菊花将心里的想法告诉了白玉凌：“小白呀，大熊猫是国宝，英英是通过我们百般努力才接来的，不容易呀！我们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它、培育它，我想把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你，行吗？”
白玉凌高兴极了，当即表态：“菊花老师，英英是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从今天起，我陪它睡、喂它吃，和它一起生活。”
夏菊花就这样将她的第三个孩子交给了最可信的人。白玉凌也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将全部身心献给了英英。
在夏菊花无微不至的关爱下，通人性的大熊猫英英将她和小白视为最亲近的人，每当夏菊花去看自己的第三个孩子时，英英都会向她做出各种各样亲昵的动作来。
保护、培育、训练大熊猫的任务就这样出色完成了，英英在国内外演出受到了极大的欢迎。1987年到泰国演出，1988年远赴加拿大演出，都获得了极大成功，被观众誉为超级明星，真正体现了“国宝”的价值。夏菊花、白玉凌和武汉杂技团对动物的爱心也因此成为了人们传颂的佳话。
她不仅仅属于中国
夏菊花是当代中国杂技艺术的领军人物，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夏菊花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她也是属于世界的。她60个春秋在杂技艺苑里的苦苦耕耘，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她向世界杂技艺术高峰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冲击，不仅为中国杂技走向世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为全球杂技艺术的交流、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远在欧洲的摩纳哥树立的《顶碗》塑像，是她立于世界杂技之林的一座丰碑。
一批与夏菊花有着深交的各国杂技专家和著名经纪人的名字证实了她在世界杂技艺术界的广泛影响，其中有——法国著名演出商隆布罗索、世界明日杂技节和未来杂技节的主席莫克莱尔、加拿大的著名演出经纪人索奇、蒙特卡洛国际杂技比赛评委会主席比利埃大公、苏联的人民演员波波夫，还有荷兰的梅登、德国的赛格拉等等。
一连串的数字也记录了夏菊花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的出色成就。“文革”前她以演员的身份出访了欧洲、亚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从1978年开始，她又带团出访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印度、尼泊尔、菲律宾、泰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她不仅将中国的杂技艺术带到了世界各国，增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友谊，而且为国家创汇超过了百万美金之多。
提起夏菊花的出访，她所到之处受到的超规格的礼遇，也证实了她确实是一名国际公众人物。
1979年，夏菊花率团到了菲律宾，该国特地从总统府抽调了8名懂华语的保安人员前来护卫，夏菊花的专车出行，还安排警车开道。
总统马科斯和夫人观看演出，接见全团成员，总统夫人还破例邀请夏菊花一行参观她的内室，这种礼遇是前所未有的。
1980年，夏菊花率团访问印度，受到英·甘地总理的接见，并安排夏菊花向全印度人民发表广播讲话，而夏菊花讲话之处，正是当年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演说的播音室，这样的安排也决不是偶然的。
1987年，中苏关系仍处在困难时期，夏菊花为建造武汉杂技厅带领几名建筑专家访问莫斯科，却受到十分友好的接待。他们去往莫斯科马戏院考察，该院竟将这座马戏院的建筑图纸全部公开，中方从中挑选了可以借鉴的技术资料。到了列宁山的马戏院时，对方带领夏菊花一行参观，连马戏院建筑中最保密的“顶部结构”也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这是列宁山马戏院绝无仅有的一次。苏联文化部第一副部长还破例接见了考察团，这位部长对夏菊花说：“我看过你的演出，非常精彩！今天，我不以‘部长’的名义，你也不以文化局长的身份，我们是作为老朋友在一起聚谈的……
冬天的莫斯科，外面很冷，但现在，我的心里却感到十分温暖。”这位副部长的讲话一语双关，回国后，文化部领导立即指示，将这次会见的谈话整理成简报，通报国内有关部门。
这就是艺术家的魅力，这就是夏菊花在国际上享有的声誉。1995年，受江泽民主席邀请来华访问的苏丹总统巴希尔，专程来武汉为夏菊花受勋，表彰她和武汉杂技团为苏丹培养了杂技演员，为苏丹杂技艺术发展作出的贡献！
夏菊花在国际杂技艺坛的影响和威望还体现在她连续多次担任国际重大杂技比赛的评委上。她从1983年第一次出任国际评委开始，相继在法国、摩纳哥、俄罗斯、匈牙利等许多国家举办的重大杂技赛事中担任国际评委。
她在国际评委会上表现出的丰富的杂技艺术经验、敢于坚持原则的精神和提出的许多正确理念，都在世界杂技艺坛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世界各国杂技专家们的尊重和一致赞扬，从而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夏菊花说：“担任国际评委，是一种神圣的责任，对参赛演员负有责任，对世界杂技艺术的健康发展更负有指导性的责任。因此，必须严肃对待，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我作为杂技演员出身的评委，我知道每个节目难度在哪里，优势在哪里，我决不昧着良心打‘感情分’，好节目要我故意扣分我做不到，差的节目让我放弃原则加分，我更不会干，这是关系到职业道德和做人的原则的大问题！”夏菊花在参加历次世界杂技赛事担任国际评委时坚持的这种理念，在国际杂技界树起了一面旗帜，受到了各国评委的认同和尊重。
当国际评委会上出现不同意见，甚至有时出现不正常情况时，夏菊花总是挺身而出，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看法，竭力扭转局面，更显现了这位来自中国的评委的素质、水平和品格。
在1983年的一次国际赛事中，评委会已经确定了意大利的《蹬梯子》为银奖，罗马尼亚的《顶杆上梯子》为铜奖。夏菊花凭着她几十年的经验认为，这两个节目从表演到技巧的发挥都很出色，但是，《顶杆上梯子》是站着顶的，比起《蹬梯子》躺着顶难度更大一些，因此，罗马尼亚节目的名次理应排在意大利节目之前才公平。在评委会已经作出决定后，夏菊花再次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她终于说服了各国评委，在罗马尼亚没有评委参加的情况下，终于将原定的银奖、铜奖颠倒过来。罗马尼亚的演员十分感谢夏菊花评委，夏菊花说：“应该的！评委会敢于修正自己的决定，这也显示了我们的集体素质的提高，这是‘公平、公正、公开’的竞赛原则的一次胜利。”
更令人称道的是，在另一次国际赛事中，评比突然出现疑团，连评委会主席都感到十分为难的时候，夏菊花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化解了矛盾，扭转了局面，不但维护了中国杂技选手应得的赞誉，而且捍卫了国际评委会的评判原则，使其作出了正确的决断。
那是在1991年的明日杂技节上，就在各国的参赛节目竞争十分激烈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中国安庆杂技团许梅花表演的《滚杯》——108只杯子在演员的脸上、嘴上、手上和脚上自如地滚动，其功力深厚、技巧娴熟、动作优美，博得了所有评委和观众的高度赞扬。第一轮比赛中，她获得的分数遥遥领先，名列第一，金牌已稳入囊中。
可是在决赛时，第一名被蒙古的《柔术》替代，《滚杯》屈居第二名。
评委会主席莫克莱尔对此结果也感到疑惑不解，他十分焦急地说：“出问题了，出问题了！蒙古的《柔术》在第一轮比赛中只获得第六名，短短几天功夫，怎么可能从第六跃居第一呢？这不但有损于中国的《滚杯》，而且，这样的不公正，定将影响明日杂技节的声誉呀！”
夏菊花也处于极度迷惑中，她不相信国际评委们会这样缺乏主见，一两天之内，竟会出现如此的结果。
可是，从评委们的评分结果看，事实就是如此——《柔术》第一！
经了解，这是蒙古的评委从中做了小动作。在第一轮比赛结束后，他四处活动“拉票”，许多评委竟听信了他的游说，对《柔术》加上了感情分。
怎么办？这么多评委打了高分，要扭转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扭转，这一事件将成为明日杂技节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必将影响它的声誉和未来……
莫克莱尔主席也感到为难，加拿大评委阿夏德对此也感到“不可思议”，就在此时，夏菊花态度鲜明地说：“有什么意见，可以在评委会上提。”
评委会召开了，可是，一开场，评委们却沉默着……
夏菊花率先发言说：“我先说两句。我本人曾是中国的一名柔术演员，我知道表演这个节目的技巧和要领在什么地方。恕我直言，蒙古的《柔术》，演员的腰功算不上拔尖的，与世界各国的演员相比较，不可能是‘第一’！与1983年蒙古选送的《柔术》相比，其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我坦然地告诉各位评委，1983年，我给蒙古的《柔术》打的是金奖分，而这次，我只打了25分，其理由就在这里。而《滚杯》这个节目，其技巧的难度、表演的优美、动作的新颖以及所具有的创新精神都远远超过其他节目，在第一轮比赛的评分中，已经得到了各位的认可，决赛比预赛演得还要好，为什么要扣分？”
夏菊花一针见血的发言，似乎使评委会的空气骤然间凝聚了。各国评委沉默了……
夏菊花继续说：“我认为，明日杂技节是世界上著名的杂技赛事之一，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我们的责任是对艺术负责、对演员们负责，我们是在做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而不是开玩笑！我与在座的所有评委包括蒙古的评委关系都十分友好，但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不能不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我认为，评委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只要出于公心，复杂的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如果掺入私心，简单的工作就会变得复杂，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夏菊花重话轻说，有理有据有节有情，说得各国评委心悦诚服，频频点头。此时，蒙古评委终于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说：“我想说几句话，也算表明一个态度吧。第一，感谢各位评委对我们节目的认可；第二，我对夏女士的发言没有意见；第三，我们的节目不够第一的水平，可以排在第二！”
评委们对蒙古评委的表态报以掌声，在掌声中，蒙古评委与夏菊花真诚地握手。最后莫克莱尔主席庄重地宣布——中国演员许梅花表演的《滚杯》，荣获本届明日杂技节比赛的第一名——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夏菊花就是这样改变了国际重大赛事中已经成为定局的结论，不但为中国杂技艺术赢回了已经失去的荣誉，而且帮助主办方解决了难题，为国际杂技赛事坚定了正确的评判原则，从而更加受到全世界杂技界的尊重。
非常时期的非常出访
在夏菊花出访的几十个国家中，给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苏联，另一个是法国。因为，莫斯科是她为新中国的杂技事业夺得第一枚《顶碗》金牌的“福地”，在她漫长的艺术人生路上，这里是她走向辉煌的起点。至于法国巴黎，她曾两次出访过这座被誉为“艺术之都”的美丽城市，1956年她第一次走出国门去过那里，1965年再访巴黎，在世界闻名的夏乐宫，她的艺术轰动了整个法国，被誉为世界的“顶碗皇后”，夏菊花的杂技艺术达到了辉煌的高峰！
而在夏菊花无数次出访国外的年表中，最让她难忘的是1989年，那是一次非常时期的非常出访，地点依然是法国巴黎。当时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基本上已暂停。而按此前签订的一份协议，对方为武汉杂技团的出访已经交了30万法郎的定金，如不能成行，我方不但要退回30万法郎的定金，而且，根据协议之规定，还得支付另外30万法郎的赔偿金！
同时，远在法国的演出商隆布罗索先生为了促成此行，三天两头往我驻法使馆跑，他坚决要求武汉杂技团到巴黎演出。我驻法大使馆与文化部再三商议，最后还是决定去。因为他们认为，赔钱是损失，失去信誉是更大的损失，信誉就是市场呀！
这一决策传出之后，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忧，全国杂技同行都为此惊讶。好心的朋友们劝阻道：“菊花呀，此次出访风险太大了。一行60人，你担任团长，法国的形势这么复杂，你怎么能保证每一个人都不出问题呢？即使保证了安全，但是，在国外一片反华的声浪中，演出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特别是主管全国文化团体出访的有关领导，更是为这件事忧心忡忡，他们在与夏菊花谈话时，甚至要她写下保证书方能放行。夏菊花听了以后，泰然一笑地说：“保证书我可以写。因为，我相信武汉杂技团是一个思想上、艺术上都过得硬的队伍，他们能打硬仗，他们一定能经受考验，出色地完成任务。”
夏菊花真的在文化部立下了“军令状”，文化部的领导显然十分信任她，当即表态同意，并一再叮嘱道：“目前的形势确实相当复杂，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呀！”
夏菊花在关键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知难而上的精神，受命于危难之中。
但是，她心里有数———对待困难，在战略上应该藐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点都不能轻视它，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带团出国，哪怕有一点点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夏菊花和出国团的其他几位成员——副团长徐自度、艺术指导冻庭云以及演出公司的代表宋天仪紧密团结、认真研究，决定将细致的思想工作做在前面。在出发前，他们十分认真地了解了每一个出访人员的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地与他们个别谈话，并数次在全团大会上一再强调说：“同志们哪，这是一次非常时期的非常出访，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考验呀！我们一定要以政治上的坚定、艺术上的严谨、生活上的严格去出色地完成任务，决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啊！”
1989年10月25日，夏菊花肩负着重任、承受着压力，带着60人的大队伍登上了飞往法国的班机。
到达巴黎的当天，戴高乐国际机场上空大雾弥漫，飞机在空中转了两个圈后，只好临时改降在奥利国际机场。夏菊花一行下了飞机，前来迎接的只有这次演出的承办商隆布罗索和中国驻法使馆的文化参赞吴春德等寥寥数人。当夏菊花与她的老朋友隆布罗索握手时，双方都为机场的冷清感到无可奈何。想当年——1965年，也是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隆布罗索先生在巴黎接待了夏菊花和武汉杂技团，当时机场的欢迎场面都还历历在目：人群如潮，鲜花簇拥，一面面中、法两国的小国旗摇曳着，各路记者纷至沓来，还有著名的法国影星为夏菊花献花，其场面何等热烈！而如今，时过境迁，风光不再，夏菊花由此更深切地感到此行任务之艰难。
到了下榻的普里扎旅馆，一进房间，出访团许多成员打开电视，法国二台播出的尽是些被歪曲的天安门事件的镜头。
第二天，夏菊花一行来到演出地点冬季马戏场，四周竟连一张显眼一点的广告都没有。
时年已经78岁高龄的隆布罗索看出了夏菊花的焦虑，他走了过来，和蔼可亲地对夏菊花说：“你们这次来访，遇上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所以，广告不让做，宣传更无法进行，但是，别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坚信！”
老先生的一番简朴而真诚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夏菊花的心。隆布罗索不愧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着促进法、中文化交流，尤其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依然决定接待武汉杂技团，真是困难之中见真情呀！夏菊花十分感动地说：“隆布罗索先生，谢谢您！我们会努力的，我和您一样，也相信，一切会好起来的。”
在没有广告、没有宣传的氛围中，武汉杂技团在冬季马戏场举行了首场演出，前来观看的观众上座率还不到50%，这与24年前武汉杂技团在著名的夏乐宫首演的火爆场面相比，又一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隆布罗索为了安慰中国的演出人员，特地亲自去附近的超市买来了20瓶茅台酒慰劳大家。
夏菊花见此情景，又是激动又不无歉意地说：“隆布罗索先生，谢谢您的款待，但是，我深感不安。商业演出没能让您赚钱，反让您如此破费，真是不好意思。”
隆布罗索开朗地笑了起来，说：“夏团长呀，我们俩从1956年认识，至今也有30多年的交情了，您还不了解我吗？我这次邀请你们来，就是为了宣传中国，我根本没想通过武汉杂技团赚什么钱。”隆布罗索说完后，他高举酒杯，向中国的每一个团员敬酒，口中还反复说着：“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我相信艺术的力量，我相信武汉杂技团一定能够重新征服巴黎的。”
杯杯茅台洋溢着法国友人的真情，句句祝辞充满着一位异国老者对中国一往情深的诚挚友谊！
夏菊花及时地抓住了隆布罗索这一感人事例，教育鼓舞全团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前途和光明。夏菊花还紧紧依靠中国驻法大使馆的领导，使全团成员及时掌握时局的变化，抵制了反华宣传和挑衅。中国驻法使馆给了武汉杂技团极大的支持和关怀，吴春德等使馆人员几乎每天都到住处和演出场地，及时帮助杂技团解决各种困难。
随着武汉杂技团在冬季马戏场的演出一场又一场进行，口碑的力量终于凸现出来：明日杂技节的主席莫克莱尔先生来了。
已退休的法国友人勒贡特先生也来了，他还主动地参与接待工作。
巴黎的牛车水大酒楼的林东岩先生来了，他不但为武汉杂技团的演员们带来了各种美味佳肴，还作义务宣传，为演出带来了许多华侨观众。
巴黎市的副市长代表希拉克市长前来热烈祝贺演出的成功。
许多部长也陆续出现在武汉杂技团演出的冬季马戏场。
新闻媒体也不再沉默了，法国有影响的《费加罗报》以“真正的杰作”为题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从狮子舞开始，令人眼花缭乱的节目便开始了，直到最后一个，你享受到的尽是神奇与精巧，无需任何联想，因为每幕都是一部杰作，都有其高超与令人陶醉之处。观众惊呆了，这是多么多姿多彩，多么潇洒，多么优美，多么不可思议。”
演出最初几天的低迷很快就被观众的热情驱散了，冬季马戏场内爆满、爆满、还是爆满，观众席内掌声、掌声、还是掌声。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一个节目演出最多时，竟赢得了24次掌声，整场演出热烈的观众竟鼓掌200多次。隆布罗索最初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以夏菊花为团长的武汉杂技团又一次征服了巴黎。
从1989年10月25日到1990年1月8日，夏菊花和她的同事们为了祖国的荣誉，在巴黎市中心驻扎70天，演出了82场，观众达8万多人次。夏菊花在谈及这次不平常的出访经历时，至今仍然激动不已。
谢谢祖国母亲
“祖国母亲”这个词，很多人无数次想过、说过、应用过，由于各种人处境不同、经历不同，感受自然不一样。对于夏菊花来说，这四个字是她整整60年艺术人生的血汗和泪水书写铸就的，它深深地印刻在了夏菊花的心灵上，融化进了夏菊花的血液之中。
在夏菊花的心目中，代表祖国母亲的是新中国的历届领导人——从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到江泽民、朱镕基、吴官正……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了夏菊花深厚的关爱。所以，夏菊花无数次重复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夏菊花。”
是的，毛主席生前多次接见过她，不仅拯救夏菊花于水深火热的旧中国，而且在“文革”
最艰难的岁月里，毛主席第二次解放了她；周总理也在繁忙的工作中，常常牵挂着她，在夏菊花被“四人帮”赶下舞台的最迷茫的时刻，是周总理给她指点了人生的方向……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相继逝世后，他们的继承者们仍然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夏菊花，江泽民主席曾四次接见夏菊花，向她表达着祖国人民对这位杂技艺术家的尊重和厚爱——1996年元宵节之夜，人民大会堂内彩灯齐亮，如同白昼，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在这里举行了盛大而热烈的联欢会。联欢会由胡锦涛同志主持。席间，全国各地代表纷纷请出席联欢会的江泽民总书记签名留念。
夏菊花捧着小本子，走到了江泽民总书记面前。
江泽民总书记一见夏菊花，不待她开口，便笑着说：“你是夏菊花吧！我可知道你呀，你在‘文革’中被斗得够呛呀！现在怎么样啊？”
夏菊花说：“谢谢总书记的关心，我现在工作、生活都很好。”
江泽民总书记握着夏菊花的手亲切地说：“要注意身体，要多多保重呀！”
江泽民总书记愉快地给夏菊花签了字，夏菊花说了两声“谢谢”后，又来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岚清同志面前，请李岚清同志为她签名。
李岚清同志说：“夏菊花，我知道你！
我是知道你夏菊花的名字后，才认识中国杂技的。”
夏菊花第一次和新一代中央领导人面对面的交谈，虽话语不多，但字字句句暖人心田。江泽民总书记和李岚清同志那么熟悉夏菊花，关心杂技艺术，使夏菊花感到无比温暖。
2001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代表联欢会上，全体会议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分排站立，等待着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接见。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中央领导人边鼓掌、边招手，来到了接见大厅。
在热烈的掌声中，江泽民总书记在众多代表中，一眼便认出了夏菊花，他像老熟人一样，上前握着夏菊花的手，笑着说：“夏菊花呀，咱们又见面了！”
这是江泽民总书记第二次会见夏菊花。
2002年3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朱镕基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讨论朱总理报告的那一天，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了湖北代表团讨论的会场。
江泽民总书记静静地倾听着每一位代表的发言，并把大家的发言重点，记在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上。听完了代表们的发言，大家热烈鼓掌，请江泽民总书记讲几句话。
江泽民总书记说：“湖北是中原腹地。中部崛起，对中国的经济、国防和文化事业都是一个推动……”
江泽民总书记还说：“我们党所提出的‘三个代表’中，其中有一个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党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我听了代表们的发言，使我产生了很多联想，比如想到了夏菊花，我就想到了中国的杂技，想到了杂技艺术如何更进一步地发展。”
夏菊花没有料到江泽民总书记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上，会提到她的名字，会提到杂技艺术的发展。江总书记把“夏菊花”三个字和“中国杂技”联系在一起，既是对她的信任，也是对中国杂技事业的支持。夏菊花听后，只觉得心里暖融融的。
会议结束后，江泽民总书记和湖北代表团成员合影留念。江泽民总书记刚一起身就大声喊道：“夏菊花，来来来，我们一起照张相吧！”
夏菊花快步走上前去，与江泽民总书记站在一起，记者们拥上前来，摄下了这极其珍贵的一刻。
这是夏菊花第三次和江泽民总书记见面。
2003年阳春三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同志又一次来到了湖北代表中间。他一走进会议厅，就与代表们一一握手，还特地询问道：“哎，夏菊花呢？”
夏菊花笑着回答：“江总书记，我在这里哩！———总书记，您好！”
于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与这位杂技艺术家像老朋友见面一样，无拘无束地交谈了起来。
夏菊花每当回忆起这些经历，感触颇多，她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杂技演员，中央领导同志这么忙，还常常惦记着我，从毛主席到江总书记，都对我十分关爱。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我夏菊花一个人的关爱，而是党和政府对文化艺术的重视呀！所以，我从心底里谢谢他们，谢谢祖国母亲！我要说，是‘母亲’给了我生命，我夏菊花永远属于我亲爱的祖国母亲！”
2001年，作为全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主席的夏菊花正在为筹办全国首届杂技节奔忙，经费问题又像一只拦路虎一样使她一筹莫展。此时，她遇到了正在和她一起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吴官正同志。吴官正当时已出任山东省委书记，但他曾经担任过武汉市市长，与夏菊花很熟，夏菊花向他求援道：“老市长，我又遇到难题了……”
夏菊花将筹办杂技节的意义、计划一一地向老领导叙说了一遍。吴官正听了后说：“这是件好事呀，我坚决支持你。经费问题嘛，我建议，你可以直接请示朱镕基总理。”
“朱总理又不认识我夏菊花……”
“嗨，你是个大名人！”吴官正说，“哪位领导不知道你的大名呀！”
“可一国总理，该有多少大事要办哪！”夏菊花为难地说，“我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吴官正想了想说：“这样吧，你给朱总理写一封信，我来替你当一回信使。我相信，朱总理一定会支持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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